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是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工作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制胜的法宝。
1950年，党在整风运动中要求干部掌握群众路线方法，“群众路线”由此引起了国外学者的注意。1951年6月，美国学者阿瑟·斯坦纳发表了《目前共产主义中国的群众路线策略》一文，此后的四五十年内，群众路线一直是国外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的重点研究内容之一，20世纪70年代末在美国甚至形成了研究群众路线的一支团队。国外学者对群众路线的研究比较广泛，也比较深入，他们围绕马克思主义与群众路线、群众路线的形成和发展、群众路线的理论和实践、群众路线下的决策机制等，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提出了一些有影响的观点。
第一，“群众路线是中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最具有威力的创造”。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之一，国外学者对这一点予以高度评价。如美国加州大学圣他库斯分校的米奇·迈斯纳在《大寨： 实践中的群众路线》一文中高度评价了群众路线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他指出，在中国革命过程中采用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核心问题。虽然群众路线这一概念在中国并非一个完全新的发明，马克思、列宁和其他共产主义先驱的著作已为群众路线的产生提供了一个相当好的理论基础，其他国家的革命经验也曾体现出类似的思想，但是中国的榜样对各种革命运动乃至整个世界都产生了极其强大的影响。
马西娅·里斯泰诺在《中国革命的艺术：动员心怀不满的群众（1927—1928）》一书中也肯定了群众路线的地位和作用。她说，群众路线“在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两个方面发展了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1949年中共取得全国政权后，群众路线成为使国家在政治上团结统一、文化上增强凝聚力的根本途径”。
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形成的理论基础。对于这一点，国外学者有着比较正确的认识，提出了“群众路线基于‘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这一信念而形成”的看法。
第二，“群众路线是党的领导方法”。不少国外学者从方法论尤其是党的领导方法的角度阐述了他们对群众路线内涵、要求的理解。如日本学者小岛朋之在《中国政治与群众路线》一书中指出：群众路线的基础在于党对群众的无限信赖，要求党与群众不断地直接交流思想，即党“首先要向群众学习”；群众路线还包括如何有效地指导群众这一领导工作的方法问题，这是指党与群众之间的整个政治过程（群众发表意见、汇总意见、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循环过程）中的领导方法，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群众路线的核心是干群关系，在国外学者看来，群众路线是“最高明的处理干群关系的方针”，“群众路线是党的干群关系方针的灵魂”。戈德温·朱和弗朗西斯主编的《中国新的社会结构》一书认为，群众路线的内容非常丰富，绝不只是一套关于干群之间沟通情况的原则，群众路线最广泛、最完美地解决了干群关系问题，不能把它仅仅说成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或简单套用政治参与、反映利益、 征求政见之类的西方概念。亲密的干群之间的联系，卓有成效的领导和群众觉悟的提高，都会受到政治、经济、社会、组织、行政乃至历史背景等各方面条件的影响、制约或促进，群众路线正是考虑到这些因素而多角度、多层次完整地解决了干群关系问题。
第三，群众路线是“一种符合中国传统的民主”。有国外学者认为，群众路线不只是一种领导方法，而且还是一种民主实现机制。费正清明确提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确是一种符合中国传统的民主”。他说：“群众路线的理论也有两重性，可达到两方面的目的，从两方面加以灵活运用。它既强调必须倾听群众意见，让群众以某种形式参政，又强调集中领导的必要性，随时可以根据需要更加强调其中一个方面。”
更多学者从政府决策和政策执行的角度考察群众路线发挥的作用。如邹谠指出，群众路线可以使党的计划和政策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在群众路线的最后阶段，也就是动员群众支持和执行计划时，如果党所制定的计划本质上是真正反映了群众利益的，如延安时期那样，则群众路线可以成为一种卓有成效的使领导干部和群众达到密切结合的方法。
正如马克·布莱彻在《中国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一书中所言：“执行群众路线，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方针政策的一个永不磨灭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