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执政已六十余年，高举党在发展初期所提出的群众路线，意味深长。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和政策研究者，从知识论的角度认识群众路线，能更好地理解群众路线与社科工作、政策研究的关系，更好地将各项政策研究工作落到实处。
首先，知识论影响人们如何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西方传统知识论倾向于重思想、轻实践。
从古到今，人们都在通过获取知识来追求进步。关于何为知识、如何获得知识的认识——即所谓的知识论——十分关键，这决定了人们通过何种方式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有意思的是，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虽然人们一直都生活在具体的劳动、交往（包括合作与对抗）等社会实践中，但大部分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似乎并不太重视实践之于知识的意义。即使讲实践，也只是强调少数精英的实践，广大普通民众的实践和观点并不占一席之地。
以地中海文明为代表的西方知识论历史传统，十分强调概念体系的构建和逻辑推演，很少有人将知识与实践联系在一起。在古代中国，人们同样没有超越狭隘的知识观。即使被我们视为伟大人物的古代哲学家和思想家，他们关于知识的认知也常有局限性。老子在《道德经》中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淮南子·主术训》也说：“君人者，不下庙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识物，因人以知人也。”这两段引文表现出古代知识精英的矜持与自大。
其次，群众路线下的知识论高度重视从实践中得来的知识，重视群众经验和视角。
马克思主义颠覆了西方哲学传统，开拓性地将知识与实践联系在一起。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大大丰富了实践论。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将实践视为知识的源泉，针对传统知识论和政治哲学重思想、轻实践的现象，毛泽东反其道而行之。他在《实践论》中断言：“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他接着特别有针对性地指出：“‘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只是一句空话，在技术发达的现代虽然可以实现这句话，然而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那些人在他们的实践中间取得了‘知’，经过文字和技术的传达而到达于‘秀才’之手，秀才乃能间接地‘知天下事’。”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论，毛泽东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可是这样的知识从哪里来？1964年8月，毛泽东针对各级干部提出“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次月，他又劝诫干部要“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就能听到群众的呼声，就能从实践中逐步地认识客观真理，变为主观真理，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如果行不通，则必须重新向群众的实践请教。这样就可以解决框框问题，即教条主义问题了，就可以不信迷信了”。
最后，群众路线及其所代表的知识论，为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工作者提供了最重要的实践指南。
中西方文化传统均十分重视抽象的知识，但是相比较而言，群众路线所代表的知识论高度重视实践的知识，重视群众经验和视角；相比较于强调知识主体要“超脱”于所要认识的事物之外，群众路线十分强调要“接触”所要认识的事物，甚至有时候需要“内化”到所要认识的事物当中去。
群众路线的知识论对于党的各级干部群体的政策研究和政策制定工作提出了原则性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政策不是一个简单逻辑推理或思想凭空设计的产物，更不是由少数有智慧的人分别提出并经过相互之间的辩论和竞争得来。相反，政策首先产生于实践的需求，是基于实践中出现的不协调、矛盾甚至冲突现象，提出的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但是群众路线指导下的政策研究和政策制定，又不完全是专业知识和专业方法的产物。它是政策研究和制定的主体（认识主体）通过深入实践、认识实践并结合群众视角的综合产物。换句话说，客观实践和群众观念既是决策主体需要认识的对象，又是政策知识形成和产生的基础。
这一原则，不仅是针对干部决策群体而言，同样适宜于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尤其是各级社科院的研究人员，作为各级党政机关思想库、智囊团，社科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为政策的制定提供切实可靠的经验、参考，由于这些政策涉及广泛的群众利益，因此他们所提供的建议和方案就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社科工作者不能仅仅满足于依葫芦画瓢似的理论研究，也不能满足于闭门造车似的数据分析。相反，他们需要“走出去”，到实践中去发现问题、提炼观点，到人民群众那里了解他们的想法，通过深入实践并同群众接触来获得知识，为政策的研究和制定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总之，在宏观意义上，群众路线是一项重要的政治纲领，它在不同历史时期传达了执政党为保持先进性而不断自我革新的信号。但同时，群众路线也是参与这项伟大事业的每一个个体最微观、最具体的行动指南，这是因为群众路线具有基本的知识论意义，从群众路线出发得来的认识更全面、更可靠，改造世界的力量更强大、更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