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讳言，现实中有个别研究人员以理论工作者的主要工作是分析信息而不是获取信息为理由，不太愿意去农村社区做调研；也有个别研究人员以网络上、出版物中可获得的信息呈几何级数增长为理由，不太重视农村社区调研。
然而，近些年来中国农村正处在快速转型时期，不仅问题经常发生变化，而且问题的成因也有所变化。不深入农村基层做调研，就很难准确把握农村问题的变化，特别是问题成因的变化。针对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农民群众在应对中形成了各种经验。不深入农村基层做调研，就很难准确把握这些新经验的理论价值和政策含义。中国地域广袤，资源禀赋、发展水平的差异很大，各地采取的措施和开展的试验有很大的不同。只有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全面系统的调研，才能把握全局变化，做出针对性更强的理论和政策研究。
深入农村调研不仅能获得更为翔实的信息，而且有利于好作风、好学风、好文风的形成。当然，强调深入基层调研的必要性，并不是否定收集经汇总的统计数据和第二手资料的重要性，更没有否定实验经济学的意思。
我们深入基层做调研，主要是兴趣和好奇使然，而较少有功利色彩；关注的是调查对象（县、乡、村、户）的系统性和随机性，而较少针对特定的事件、特定的乡村和特定的人群；主要是为论证预定的假设收集相关的数据，而较少为了写调研报告；重视的是数据的统计意义，而较少关注数据的典型意义。调研的累积效应会随着特定调研的持续开展而变得越来越显著，是支撑研究人员不断深入基层做调研的动力。通俗地说，研究人员做调研就像攀登高峰一样，只有达到一定高度后才会有成就感，有了这种成就感，就会有持续攀登的动力。
我在调研中感受最深的是，经济学主要是归纳出来的，而不是演绎出来的。我在一个农户承包地从未做过调整的村里询问农民：家里的农地发生了哪些变化？他们的回答是，特定数量的肥料投在肥力差的地块里却增产更多，结果各地块的肥力差异逐渐变小了。在其他地方调研中，农户也经常给出相同的回答。农民采用的显然是经济学中的边际分析方法，尽管他们没有边际分析的概念。通过调研还发现，牧民饲养土羊而不饲养改良羊，主要是因为同低质草场相匹配的是土羊而不是改良羊。所以要改变这种情形，既要改良羊，还要改良草场。
由此可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做出的农民具有理性、能够点石成金的判断，是很有道理的，而国内一些人做出的农民愚昧落后的判断显然是不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