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 上海市人民政府
承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上海市文物局 上海大学
促进世界考古资源和文化遗产的保护 推动更加广泛的国际合作和交流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 王伟光
尊敬的杨雄市长、刘玉珠局长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
上午好！时光荏苒，光阴如梭，2013年的夏天，在上海市浦东新区的中华艺术宫，我们曾喜迎四海宾朋，圆满举办了首届世界考古论坛。首届论坛的成功召开，在国际考古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通过对世界范围内重大考古发现和重要研究成果的评选，以及各地古代文明的深入探讨和比较研究，有力地推动了国际考古学界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了全世界考古资源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
今天，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上海市人民政府深度合作共建的成果，论坛已经迎来了它“人生”中的第二个生日。2015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签署合作协议，共同建立了上海研究院，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立足上海，着眼全国，以国际知名高端思想库、高端人才培养基地、高端国际交流合作平台和高端国情调研基地为目标。世界考古论坛以上海研究院世界考古研究中心为依托，必将更好地宣传考古成果、促进考古研究、打造彰显文化遗产现代意义的国际平台。
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与交流，是社会发展的持续动力所在。在过去的几年中，我院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殿堂、党中央国务院重要的思想库智囊团，全面实施创新工程，全院同仁齐心协力，开拓进取，各方面工作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和丰硕的成果。以考古所为例，进入创新工程五年以来，在田野发掘、专题研究、综合研究、科研管理、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目前在全国各地近四十个遗址同时开展考古工作，同时走出国门，深入乌兹别克斯坦和洪都拉斯发掘古代遗址，很好地发挥了中国考古学的龙头作用。
在现代文明飞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日益增强的今天，如何保护世界各地人类文化和生活形态的多样化，已成为全世界面临的突出问题。与此同时，如何在尊重和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同时，加强不同文化乃至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和互鉴，也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次论坛的主题设置为“文化多样性与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通过对人类历史经验的总结，为当今乃至今后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社会发展呼唤创新、文化建设更需要创新。世界考古论坛奖的评选，强调新思想、新理念，强调创新性，强调文化遗产对当今世界和人类共同未来的重要性，以此促进世界考古资源和文化遗产的保护，推动更加广泛的国际合作和交流，对于上海市加速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进程必将产生良好的助推作用。
预祝本届论坛圆满成功！现在，请允许我代表主办方宣布：第二届“世界考古论坛·上海”隆重开幕！
（本文系第二届“世界考古论坛·上海”开幕词）
认识文化多样性促多元文化共建
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 杨雄
尊敬的王伟光院长、伦福儒勋爵
尊敬的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们欢聚一堂，共同出席第二届“世界考古论坛·上海”，首先我代表上海市人民政府对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与会的海内外嘉宾，表示诚挚的欢迎！
当今时代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跨区域人员往来规模空前。经济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在本届论坛上，海内外专家学者将围绕“文化多样性与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这一主题，开展深入研讨。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文化的多样性，对于促进多元文化共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自近代开埠以来，上海一直是中外文化交流交融的舞台，形成了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多元包容的城市文化特征。
上海的城市发展史，也是一部文化交流史。当前，我们正在加快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努力提高文化软实力，更加需要扩大文化交流，在更广泛的范围、更深层次上，吸收借鉴世界各地优秀文化的精华和精髓，使之发展成为上海文化的新元素。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够发掘出更多蕴藏在历史中的知识和智慧，集中更多的真知灼见，为我们带来新的启迪和收获。最后，预祝本届世界考古论坛圆满成功，也祝各位嘉宾在上海生活愉快，身体健康！谢谢大家。
（本文系第二届“世界考古论坛·上海”欢迎词）
推动开展中外合作、交流不断拓展中国考古学的维度
国家文物局局长 刘玉珠
尊敬的王伟光院长、杨雄市长、伦福儒勋爵
尊敬的各位来宾，朋友们：
大家早上好！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中国国家文物局向第二届“世界考古论坛·上海”的隆重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并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致以诚挚的问候。此次论坛，将为展示世界范围内重要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增进国际考古学术交流，提供重要窗口和平台，也将为扩大考古学的社会影响，推动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发挥积极作用。
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国政府和人民十分珍视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积极推进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探索，中国的考古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我们组织开展了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和多次专项调查，基本掌握960万平方公里国土范围内重要文物埋藏情况，制定保护措施并不断强化文物安全，有效遏制了盗掘古遗址古墓葬等违法犯罪案件的发展势头。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把配合建设工程的考古工作做为首要任务，在举世瞩目的三峡、南水北调等重大建设工程实施前，调集全国考古队伍，抢救、保护工程沿线重要的地下文物，确保了建设活动的顺利开展，为当地人民保留了宝贵的历史记忆。我们积极做好城市考古，在当前中国快速推进的城镇化工作中，开展全面、系统的考古调查，寻找城市发展脉络，为建设规划提供科学依据，许多重要考古发现，如江苏隋炀帝墓、湖南铜官窑、浙江鸿山遗址等，为城市增添了一处处环境优美、富含文化底蕴的公共空间。我们将探寻人类和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作为一项国家任务，组织开展了中华文明探源、夏商周断代等大型课题攻关，推动实施了一系列跨区域、多学科合作的科研项目，河北泥河湾遗址、安徽凌家滩遗址、陕西石峁遗址等，都取得了重要发现，进一步完善了中国考古学的时空架构。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不断进步，我们积极推动考古工作转型升级，以适应新的需要。在这里，我们有三点经验与国际考古学界的朋友分享。
第一，将考古作为基础，广泛参与到各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我们积极开展大遗址考古，推动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大遗址保护展示工程顺利实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卓有成效，截至2013年，我国已经建成两批24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考古工作为大运河、丝绸之路、土司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了有力的学术支撑。我们利用考古学手段，对古建筑、传统村落、工业遗产、文化线路开展调查、研究，深入发掘其历史格局、建筑特色和工艺技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第二，高度重视出土文物保护，不断提升保护的技术手段。在对广东南海I号沉船考古工作过程中，我们创造性地采取整体打捞、干式清理方式，使出土文物得到更加及时、有效保护；在江西墎墩汉墓考古工作中，我们组织最优秀的文物保护队伍，建立专门的文物保护实验室，对出土文物进行最有力的保护；对于重要的古遗址、古墓葬，如秦始皇陵、乾陵等，我们采取原址保护，不对其进行考古发掘。
第三，推动开展中外合作、交流，不断拓展中国考古学的维度。近年来，我们与美国、德国等国家科研机构在山东、辽宁、甘肃、四川等省份开展合作考古项目，不断提高工作的深度和水平；中国考古科研单位也先后在蒙古、乌兹别克斯坦、柬埔寨、肯尼亚等国家，与当地学者一道开展工作，为多元文化的发现与发掘贡献力量。在合作过程中，中外考古学者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丰富了观察问题的视角，促进了研究的深化。目前，中国正在实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中国的考古学也将更加具有国际眼光和开放胸襟，我们真诚地欢迎世界各国学者来到中国，也期待中国学者能更多地出现在世界考古的舞台。
作为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新的文化名片，世界考古论坛云集了国内外众多知名学者，是世界考古学界的一次盛会。本届论坛，学者们将围绕“文化多样性与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的主题发表真知灼见，阐释对不同文明内涵与发展历程的新认识，这样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真切地把握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更加从容地应对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
预祝论坛圆满成功，祝各位来宾身体健康，工作愉快。祝愿中国考古学和世界考古学在今后的探索历程中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谢谢大家。
（本文系第二届“世界考古论坛·上海”致辞）
公众考古讲座
汉代以前的丝绸之路——考古所见欧亚大陆早期文化交流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 王巍
说起丝绸之路，大家都会想到西汉武帝时期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从此开通了中国王朝与西方交流的官方通道。丝绸之路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那么，生活在古代中原地区的人们和西域及以西地区人们之间的交流是不是自汉代才开始的呢？
古代文献中的重要线索——西周穆王与西王母的交往
在著名的《穆天子传》里，就记载着西周穆王游历四方的事迹。《穆天子传》卷三记载着穆王西行途中会见西王母的事：“吉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好献锦组百纯，□组三百纯，西王母再拜受之。”关于穆王与西王母会见的地点究竟是现在的哪里，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诸多观点中，近者认为是在甘肃、青海至新疆一带，远者以为在黑海甚至更西，迄今尚无定论。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临羌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仙海，盐池……这是汉代史籍中唯一明确与西王母所在有关的记载。临羌在今青海湟源东南。从《穆天子传》等文献的记载，考虑到当时的交通手段，我认为，西王母在甘肃、青海至新疆东部的可能性较大。从考古学文化来看，西周时期这一带是寺洼文化的分布范围。从文化面貌来看，寺洼文化与西周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交流。西王母很可能是创造寺洼文化的集团首领。根据这一文献记载，中原王朝与西域地区的交流至迟在西周中期之初的穆王时期已经开始。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文献记载中，穆王赠送给西王母的物品为“锦组百纯，□组三百纯”。锦组应为带有花纹的丝织品，纯则为丝织布帛的单位，一段为一纯（音读为“屯”）。就是说，穆王赠送给西王母大量的丝织品。这应当是文献中有关丝织品赠送最早的记载。那么，在考古学上有没有能够说明汉代以前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证据呢？下面，我就根据最新的考古发现，来探讨汉代以前中原地区和西域乃至以西地区的文化交流。
考古所见汉代以前东西方的文化交流
1.黍的原产地之争——万年前黍的发明和传播
及至十年前，世界上年代最早的黍是在西亚出土的。据此，国际农学界多认为黍是最早在西亚被栽培的。2003年，北京东胡林遗址出土粟和黍，年代距今约10000年，被认为是迄今世界范围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栽培粟和黍。东胡林遗址发现的粟和黍两种栽培作物遗存对证明这两种农作物起源于中国华北地区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考古实物证据，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早在距今七八千年的史前时期新石器时代中期，生活在黄河中下游的先民们就与西域地区的居民发生了交流。黍大约就是在这一交流的背景下被中亚和西亚地区的居民们所栽培。
与此同时，丝绸也在这一时期被长江中下游的居民所发明，并随稻作传播至黄河中下游地区。
2.彩陶传播方向的争论——彩陶文化西来说的终结和仰韶文化彩陶的西进
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掘了史前时期的遗址，根据这个遗址命名为仰韶文化。仰韶文化的特点是彩陶，即在陶器的表面绘有美观的彩绘图案。安特生当年发现仰韶文化彩陶时，由于不了解它的年代，错误地提出仰韶文化的彩陶是接受了来自西亚地区彩陶的影响而产生的，并以此作为中国原始文化接受来自西方文化影响的证据，这就是“彩陶文化西来说”。新中国成立之后，多处仰韶文化的遗址和墓地被发掘，地层学和类型学特别是科学测年的结果表明，其年代可以早至距今6000多年，比西亚地区彩陶的年代要早，从而使“彩陶文化西来说”不攻自破。
大约在距今5500年前后，仰韶文化的彩陶达到高峰，并在周围地区产生强烈的影响，向西抵达甘青地区，出现了以繁缛的彩陶为主要特征的马家窑文化。这是中原文化第一次明显向周围地区包括向西的挺进。至于它和西亚地区彩陶有无关系，由于新疆地区尚未发现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因此目前难以断定。
3.小麦的传入
小麦是原产于西亚地区的农作物，在甘肃青海东部地区距今5000年到4500年前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开始出现。此后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距今4500年至4000年的遗址中也有少量发现。到了距今3500年前后的商代前期，在黄河中游地区，小麦显著增加，成为北方地区的主要农作物之一。
4.令人吃惊的DNA分析结果——来自西亚的黄牛和绵羊
在黄河中游地区出土的部分黄牛和绵羊的骨骼中，发现了原产于西亚地区的黄牛和绵羊的DNA，说明这些家畜来自西亚地区。它们可能是与小麦一道，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到黄河流域的。
5.冶金术的传入
冶铜术发明于西亚地区，距今已有七八千年的历史。在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出土了铜刀，其年代为距今约5000年。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了铜铃、铜环等铜器，其年代为距今4300年至4100年。我国西北地区出土的早期铜器都是小件铜工具、兵器和装饰品，与中亚和西亚的铜器从形制和种类都别无二致。有理由认为，冶铜术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我国的。
冶铁术在公元前三千纪已在西亚地区出现。在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铁器不早于公元前1000年，且是越靠近中亚的地区铁器出现的越早。由此可见，冶铁术也是从西亚经中亚传入我国的。
6.四千年前生活在西域的人们——安德罗诺沃文化
4000年至3500年前，居住在中亚到新疆地区中部及以北地区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的人们成为连接黄河流域和西亚地区交流的重要媒介。他们的居住址和具有特色的石板墓群在这一地区广泛分布。新疆各地发现的这一时期的墓葬中出土的人骨，既有欧罗巴人，也有相当数量的蒙古人种，而且可以见到一个墓地中，既有欧罗巴人种，也有蒙古人种，还有两者之间通婚导致的体质特征和遗传基因出现混合的现象。
7.玉石之路——商代玉器中的和田玉
商代晚期首都——殷墟出土的玉器中，包含着少量产自青海至新疆一带的和田玉，表明商王朝时期，存在着一条“玉石之路”。说明从这一时期起，中原地区与西域的文化联系逐渐增加。生活在甘肃、青海地区的古羌人可能发挥了重要的媒介作用。
8.中国古代家马和马车的来源之谜——3000多年前突然出现在中国华北地区的马车
在商代晚期都城——殷墟，出土了数十辆马车，是两匹马或四匹马拉的车子，车子的构造相当成熟。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在黄河流域各地商代之前的遗址中，既未发现家马的骨骼，也未发现马车的踪迹。在夏代后期都城的二里头遗址的道路路面上，虽然发现了车轮碾压造成的车辙痕迹，两轮之间的距离是1米，与殷墟的马车两个车轮之间的距离达到2.4米左右迥然不同，显然不是马车。因此，目前在我国境内没有早于商代晚期的马车的踪迹，而在俄罗斯高加索地区至西亚，早在公元前2000多年已经发明了车子，马车至迟距今3500年前已经被发明。不仅如此，在欧亚草原地区，发现了与商代晚期的马车结构非常相似的马车。因此，商代晚期的马车很有可能是接受了来自欧亚草原的影响而出现的。
9.欧亚草原风格青铜器和动物纹饰的流行
在我国从内蒙古到甘肃、青海到新疆地区的一些距今3000年至2400年之间的墓葬中，出土了为数众多具有欧亚草原风格的青铜武器、工具，以及具有强烈时代和地域风格的动物纹饰，主题往往是卧鹿、立羊、野兽猛扑或撕咬马等家畜，反映出这一时期欧亚草原文化的一致性。根据我国古代的文献记载，这一时期活跃在西域地区的居民有乌孙、月氏等。他们应当就是这些青铜器和墓葬的主人。
10.玻璃器的传入
玻璃最早是在西亚地区发明的。中国境内最早的玻璃出现在春秋末年的贵族墓葬中。其玻璃成分为钠钙玻璃，显然是通过丝绸之路传来的外来品。
春秋末战国初，西亚玻璃珠饰——“玻璃蜻蜓眼”经中亚游牧民族的中介，作为贸易品进口到我国中原地区。其突然出现暗示中国最早的玻璃很可能是舶来品。
至战国中晚期，我国已经能够制造外观上与西亚相似，而成分又完全不同（铅钡玻璃）的玻璃珠，而且这种受西亚影响新建立起来的玻璃业很快就与中国的文化传统相融合，生产玉的仿制品。
11.丝绸之路由东向西的主要出口物品——中国丝绸的发明与西传
值得注意的是，在前面谈到的《穆天子传》记载中，周穆王赠送给西王母的物品为“锦组百纯，□组三百纯”。锦组应为带有花纹的丝织品，纯则为丝织布帛的单位，一段为一纯（音读为“屯”）。就是说，穆王赠送给西王母大量的丝织品。这应当是文献中有关丝织品赠送最早的记载。在中亚、西亚地区的很多这一时期的贵族墓葬中，常常可以看到古代中国的精美丝绸，它们显然是通过丝绸之路被运抵各地的。上述来自西亚的物品多数是通过与中国的丝绸交换、贸易来到中国的。
结论
早在距今七八千年的史前时期新石器时代中期，生活在黄河中下游的先民们就与西域地区的居民发生了交流。黍大约就是在这一交流的背景下被中亚和西亚地区的居民们所栽培。与此同时，丝绸也在这一时期被长江中下游的居民所发明，并随稻作传播至黄河中下游地区。
大约在距今5000年前，在西亚地区发明的冶铜术、小麦、绵羊和黄牛的某些种类传入我国西北地区，后通过河西走廊，约在4500年前传入中原地区。
4000年至3500年前，居住在中亚到新疆地区中部及以北地区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的人们成为连接黄河流域和西亚地区交流的重要媒介。
距今3300年前的商代晚期，商王朝的首都——殷墟的贵族们使用的玉器中，有少量和田玉，表明商王朝时期，曾经存在一条连接中原地区与甘肃、青海、新疆一带的玉石之路。这一时期生活在甘肃、青海地区的古羌人可能发挥了重要的媒介作用。
商代末期，周人崛起。周文王时期，占据了关中及陇东地区。西周时期，羌人和周人通婚，分布于关中地区以西的辛店文化和寺洼文化应当就是羌戎集团。他们充当了沟通中国中原地区和西域地区交流的媒介。
大约3000年前，发明于西亚地区的冶铁术经过丝绸之路传入我国新疆地区，至迟在西周晚期传入中原地区。
到了距今6000年到4000年期间，活跃于西域地区的乌孙、月氏等部族成为连接中原与西域的“中介”。西亚产的玻璃器和欧亚草原特征的动物纹青铜器及金器通过西域传入中国内地。
此后，秦人兴起于陇东，其势力逐渐强大，至秦穆公时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秦占据了大片原属西戎的土地，河西走廊被其所控制。
至迟在西周时期，中国内地生产的丝绸已经经过丝绸之路被运到西域，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丝绸已经在西域乃至西亚受到广泛的喜爱，并可能已被销往地中海沿岸。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全国建立驰道，设置郡县，为西汉武帝时期张骞通西域奠定了基础。
丝绸之路历史悠久，中西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汉代张骞通西域，并非丝绸之路的开始，而是开启了古代东方与西方交流的新时代。即由零星的、断续的、小规模的民间交流转变为大规模的、持续的、官民结合的交流，对于促进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丝绸之路自史前时期就是中华民族的先民与生活在中亚、西亚和地中海沿岸地区的人们友好往来之路，互通有无之路，相互学习之路，共同发展之路！
丝绸之路是世界各大古代文明汲取营养的通道。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植根于中华大地的土生土长的原生文明，她的主要文化内涵是来自于自身的发明和创造。同时，在它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吸收了来自其他古代文明的文化因素，并将其融入自身的文明体系之中。这些其他文明的文化因素很大一部分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的。
中华文明正是由于同其他文明的不断交流中，保持活力，蓬勃发展，生生不息。这也是中华文明得以连绵不断、延续至今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今我们研究丝绸之路的历史，传承丝绸之路的精神，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愿丝绸之路的精神不断发扬光大，深深扎根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心中！
史前考古所揭示的人类生存境况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 科林·伦福儒勋爵
考古学一度被视为单纯出于好奇心而对老式过时的事物、失落文明的遗迹进行的研究。我们认为，考古学一直处于人类科学的中心，它向现代文明提供了回答诸如“我们从哪儿来？”、“我们是谁？”等生命最基本问题的唯一途径。
人类在生存进化中逐渐推动认知的发展。在遥远的旧石器时代，约20万年前的非洲已经开始出现早期智人的遗迹。考古发现显示，当时的人类已经使用贝壳制作的饰品来装饰自己的身体，这表明人类开始产生了自我的认知。尽管只是非常简单的装饰品，但在人类认知的发展史上却是至关重要的一环。非洲一处遗址所发现的红橡木制作的器物上已经带有装饰，这是人类发展史上最早的带有制作中的装饰品的证据。
从认知考古学研究人类发展，推断出从南方古猿到直立人、由直立人再到智人的演进过程。约在1万年前，人类发展进入非常重要的阶段，开始出现一些制作器物的行为，显示出人类行为复杂性的增加。早期智人的智力发展进程比较缓慢，但目前也发现了上万年前的洞穴艺术。现有的DNA检测结果显示，约20万年到8万年前，早期智人在非洲内部扩散；约8万年到6万年前，人类逐渐开始走出非洲；约2万年到1.5万年前，人类已经出现在包括美洲的世界各地了。人类的思维方式是与人体构造相关联的，没有大脑也就没法思考，这就是人类的认知。但人类的认知并不仅仅是个体行为，而是集体行为，是一种社会化的行为。
人类在进化过程中产生各种社会化的行为。人类是什么？作为一种动物的人类，其个体的行为如何演化成各种社会化的行为？考古学研究认为，这种演化是通过集体礼仪的行为实现的。有人可能会提出疑义，认为动物可能也有礼仪化、社会化的行为。但是只有人类才具备系统化或集团化的礼仪行为。考古学家能在世界各地找到大量的证据来论证人类的礼仪化行为，尤其特别的是人类集会中心的存在。所谓集会中心是一种非国家性质的场地，很多人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社会网络。集会中心的特点在于其象征性的意义，能够吸引很多人聚集，而且往往会有一些纪念性的建筑的遗迹留存，甚至还会埋藏一些礼仪化的物品。例如土耳其东部约公元前1万年左右的集会中心哥贝克力石阵、南美洲秘鲁约公元前2600年到公元前2000年的带有金字塔和舞蹈广场的卡拉尔遗址、中国辽宁约公元前3500到公元前3000年前的牛河梁女神庙遗址、苏格兰北部约公元前2300年左右的布罗德盖石圈遗迹和英格兰南部约公元前2100年的巨石阵遗址等。
所有这些遗址，都促使我们思考人类自身的意义。我们始终在发掘、在询问、在质疑。通过考古学史前史研究，我们能够探索人类发展的各个阶段，能够更好地了解人类发展的历史过程，这就是考古学或史前史研究的引人入胜之处。
从考古发掘物品材料看中国经济的早期鼎盛期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 罗泰
从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中，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公元前221 年中国政治的统一，得益于之前数个世纪生活水平的稳步提升。基于对考古发掘的大量物品材料的考察，包括对大批量新技术生产的高质量物品的分析，探索先秦时期的物质文化所体现的经济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个空前鼎盛期，其盛况在当时的世界上亦罕有匹敌。从经济考古视角观察，聚焦春秋晚期到战国时期，约在公元前6世纪中期到公元前3世纪，这是一个崛起的经济高潮，这个时期人们的生活水准大为提高，物质文化的基本水准也在很多方面得到改善，经济形势空前繁荣。从公元前1500年，一直到公元元年左右，在整个东亚地理范围内，形成了日趋统一的一个经济交流区域。考古发掘表明，盐业遗址盐的生产、南方硬陶遗址硬陶的生产、古代铜矿遗址铜的生产均有一个共同点：盐、硬陶和铜这些物质并不是商周的王权的代表，普通民众亦无法随意开采使用，控制其生产的是地方性族群。从产地以外发掘出土这类特殊物品，说明当时很有可能存在经过一种物品或经济交易的方式，使不同的物资流转到各地。这种交换把比较便宜的资源从边远地区带到中心地区，然后把高质量的消费品从核心地区带回到边远地区，通过这种方式，造就了一个日趋统一的经济活动区域，这基本上描绘出了中国从商周时期一直到秦统一期间的一个特殊现象，也就是中国先秦时期的经济高潮。
公众考古：一条必经之路
英国剑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教授 查尔斯·海曼
一般而言，公众对人类历史，尤其是关涉自身社会和起源的历史抱有浓厚兴趣。考古学家也因此肩负着向公众告知和引导的责任。虽然一项田野发掘常会吸引络绎不绝的参观者，但相关报道却局限于小部分专家学者。众所周知，公众的支持无论对研究资助还是文物保护都至关重要。然而，长久以来，考古学家该如何获得公众的支持这个问题，并未得到足够的关注。这种强烈的反差在以下两处遗址中表现尤为突出。在柬埔寨，当地村民将铁器时代的聚落和墓地蓬斯奈盗掘殆尽，并将大量珠子出售给古董商和收藏者。之后，我们通过公众考古，教育当地的居民，让他们尊重自己的祖先，为子孙后代保留珍贵的文化遗产。反观泰国的班农瓦遗址，不但未遭盗掘，当地居民还与国家当局、地方政府一起支持田野发掘，并在考古学家工作长达十余年的区域建造了一个研究中心。这个研究中心旨在教育、告知和引导生活在遗址周围的居民，同时也吸引了更多来此参观的游客。考古遗址是一种珍贵且稀有的资源，它记录了人类的过去。通过规划遗址的保护工作，将考古学所获取的知识和信息反馈给当地的居民，让他们从中获益。这不仅仅有助于民众了解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还可以把遗址改造成旅游教育的场所，增加当地居民的收入，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条件。可以说，只有通过公众参与，才能使遗址得到真正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