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4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举行“全球战略论坛”第七讲，由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倪玉平主讲“清代财政与中国现代化变局”。
倪玉平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商税研究及其数据库建设”主持人，专注于清代经济史研究。讲座内容主要分为三个部分：清前期财政收支结构、战争与财政变革、中国现代化变局。
关于清前期的财政收支，倪玉平指出，这一时期的财政指导思想是“量入为出”。在财政收入里，地丁钱粮为大宗，占全部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手工业税、商业税所占比例极小；财政支出方面，以军饷、河工、皇室开支为大项。该时期，国家很少考虑用财政来引导经济社会发展，是传统的、保守的农业型财政。
倪玉平认真分析了战争与财政变革之间的关系。他认为，1840年的鸦片战争虽然是西方打开中国国门的关键之战，但中国社会治理的真正转型发生在稍后的咸丰、同治年间。在中西交锋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内外交互作用下，旧有的制度被打破，包括财政制度。主要是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下，旧的财政体制基本失效，为避免彻底失败的命运，清廷自上而下开始了自救运动，抛弃了“不加赋”的祖制，动用多种常规和非常规的财政金融手段来搜刮银钱、拼凑军费。
关于近代财政转型，倪玉平指出，就奏销制度而言，咸丰以前的钱粮奏销、京饷协饷基本失效，户部无法有效地掌握全国财政大权；就租税结构而言，财政收入的主体由农业税转变为以厘金和海关为主体的工商税；就税收征收与分配主体而言，以厘金为代表的地方财政兴起，中央财政基本不能染指这一重要税收，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双强并立成型；就指导思想而言，清廷在事实上抛弃了“量入为出”的理念而步入“量出为入”的阶段。从以农为本到商战立国，清代财政由内敛走向扩张，由保守走向激进，由传统农业型财政向工商业型财政转变。但因为工业化尚未完全展开，而农业财政又难以维系，所以只能走中间道路，即重征商业税。这种由农业型向工商业型转变的步伐，虽然是被迫的，但却和17—19世纪世界范围内的财政转型有些类似。
倪玉平还介绍了晚清财政预决算制度。他认为，太平天国起义之后，旧有的奏销体制崩溃。清廷被迫改革，由造册报销改为开单报销。清末试办的预算案虽不完善，但堪称近代预决算制度之滥觞，其基本做法为民国以后的财政改革奠定了基础。
关于赫德改造海关的问题，倪玉平指出，赫德出任总税务司，雇佣洋员400人、华员约千人。海关税收在1861年达到496万两，1871年为1121万两，到1902年已达到3000万两，是中央政府最稳定、可靠的财源。因为业务需要，赫德借海关创办中国邮政总局。在民族感情上，中国人很不愿意接受外国人执掌中国海关，而在实践中，赫德掌控下的海关对中国财政贡献良多。
关于财政压力下的洋务运动，倪玉平引用了两个数据来说明当时的军工开支：一是张国辉估计，1866—1895年10家军工企业的财政支出为4447万两；二是吴承明估计，晚清时期清政府在军工业的投资约为5000万两。与此同时，清政府对民用企业的投资始于19世纪70年代，80年代以后增加。1872—1894年共开办30家企业，如轮船招商局、台湾基隆煤矿、湖北汉阳铁厂等，共计投资1500万两左右。甲午战争之前，清政府的财政投资约在6500万两，其中，军用工业占四分之三以上。可见，在国力亏空的状态下，专注于军用工业的所谓“崛起”并不可能带来真正的崛起。
倪玉平认为，中国财政近代转型的发生主要是内生性的，而非外来因素所主导。财政对于晚清社会的现代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武器到交通，从军工到民用，从管理到思想，是全方位的。
倪玉平的研究基于翔实的史料，主要包括抄档、清朝历代朱批奏折、上谕档等，研究的结论很有新意。演讲结束后，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人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大家的关注点集中在财政与国家治理能力、中国的现代化究竟是内生还是外生的、纺织工业对于现代化的作用、地理决定论等问题。
（董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