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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直接相关的理论成果，便是关于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理论以及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理论。之所以要构建新发展格局，其根本出发点就在于统筹发展和安全。换一个角度，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根本落脚点，就在于构建新发展格局。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基于这样一种深刻考量，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不仅把“统筹发展和安全”作为“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则，而且设置专章对“统筹发展和安全”作出全面部署，突出了统筹发展和安全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特别是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地位。

　　我国发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变化，经历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当外部环境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尚在量的积累阶段、我们尚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实现供需再平衡之时，经济领域、宏观调控层面的对冲性操作便是可以选择的应对之策。但是，随着外部环境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显著增加，以至量的积累达到了质变程度——对我国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之时，跃出经济领域、宏观调控层面的局限，启动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作出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谋划，便是必须果断采取的战略行动。

　　构建新发展格局即是这样一种性质的行动。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受阻，传统意义上的国际经济合作明显弱化，极大增加了我国发展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甚至演化为对我国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面对前所未见的严峻风险挑战，唯有通过对我国发展格局进行重大战略调整，立足自身，把国内大循环畅通起来，才能任由国际风云变幻，确保我国经济始终充满朝气地生存和发展下去，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这实际上告诉我们，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在于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这显然是较之“畅通”有更深层次的考量。因而，既不能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目标止步于畅通层面，更不宜将畅通视作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全部目标。否则的话，既难免有浅尝辄止之嫌，又可能因此看漏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作为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提出同我国发展环境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直接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系外部环境由量变演化为质变的产物。随着安全对于发展的意义凸显、安全在发展中的分量加重，把安全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发展中更多考虑安全因素，努力实现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系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直接相关的理论成果，便是关于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理论以及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理论。再注意到这两项理论成果恰如一对孪生姐妹携手，均为面临世所罕见的严峻风险挑战背景下实现的理论创新，可以明白无误地说，构建新发展格局与统筹发展和安全实质是一脉相承、彼此呼应的统一体。之所以要构建新发展格局，其根本出发点就在于统筹发展和安全。换一个角度，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根本落脚点，就在于构建新发展格局。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基于这样一种深刻考量，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不仅把“统筹发展和安全”作为“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则，而且设置专章对“统筹发展和安全”作出全面部署，突出了统筹发展和安全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特别是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地位。

　　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要保持它的可持续性。货币政策强调“稳”字当头、合理适度，它的重心应该是“稳”字。因而，对于2021 年的宏观经济政策，一定要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高度，给予适当的或者恰当的、全面的阐释，既要看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同时也要看到兼容高水平安全的目标。要对2021 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做成本效益分析，既要说明2021 年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是什么，是奔着什么而去的；同时也要看到，可能要付出的代价是多少，两个方面都要做充分分析。要对症下药，区分周期性、体制性、结构性的矛盾和问题，区分战时状态和日常状态的宏观调控操作不同点，而采取相应的宏观政策操作。

　　（1月9日，“2021 中国经济趋势年会”在京举行，本文系作者在会上发表演讲的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