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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所刘平:怀念丁景唐先生


2018年09月14日 09:08    来 源:《社科院专刊》2018年9月14日总第452期     作者:文学所刘平

  丁景唐先生是我尊敬的一位长者,他是国内知名的鲁迅研究专家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专家,曾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等职务。如今,丁先生仙逝已经一年多了,但我与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至今仍记忆犹新。

  

  认识丁景唐先生,是在1995年,缘起于陶晶孙研究。

  1995年6月,丁景唐先生来北京参加“瞿秋白同志就义60周年纪念暨学术讨论会”,会后留京访友,其间邀请桑逢康和我去陶瀛孙(陶晶孙妹妹)先生家里聚会。之前我跟丁先生并不认识,可是见面后,丁先生对我特别热情,询问我的研究情况,感觉很亲切。这都源于我写的有关陶晶孙研究的一篇文章——《陶晶孙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活动》。丁先生说:“我看到了你写的研究陶晶孙的文章,写得很好,此前还没有人写过,希望你继续这个课题的研究。”

  我写这篇文章,还应该谈到老友桑逢康。大约是1988年,桑逢康(当时我们同在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工作)知道我在学习日文,便把一篇日文研究资料,即日本作家泽地久枝写的《昭和时代的女性》一书中的一章《日中的桥梁——郭安娜与陶弥丽》交给我翻译。当初,我选择学习日文就是想多了解日本关于中国现代作家的研究资料,所以很愿意做这件事。文章内容是有关郭沫若的妻子郭安娜和陶晶孙的妻子陶弥丽的。郭安娜和陶弥丽是姐妹俩,作者写她们自然也写到了她们的丈夫在日本的生活和文学创作活动。

  翻译这篇文章,我发现了很多当时国内还没有的新资料,尤其是关于陶晶孙的。我对陶晶孙了解不多,只是在进行戏剧研究时读过他的剧本《黑衣人》和《尼庵》。陶晶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知名的作家和文学活动家,是早期创造社成员,同夏衍、郑伯奇等人创办上海艺术剧社,演出进步戏剧,也是“左联”的发起人之一。他用日文创作的小说《木樨》,得到郭沫若的好评,郭沫若亲自翻译成中文。他的小说《音乐会小曲》影响也很大。陶晶孙还是中国木偶戏的热情提倡者与创作实践者,创作木偶戏《羊的素描》《勘太和熊治》,翻译的木偶戏有《傻子的治疗》《运货便车》《毕竟是奴隶罢了》等,产生了很大反响。他同鲁迅、郁达夫的关系很好。1929年春,他带着妻子陶弥丽和孩子们回到上海,经郁达夫介绍去拜见鲁迅,后又接替郁达夫主编左联的刊物《大众文艺》,影响很大,受到同仁的好评。1991年,“创造社成立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我在研讨会上作了关于陶晶孙的文学活动及其创作的发言。会后,北京师范大学的王富仁先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主编之一)找到我,让我把发言稿再整理、充实一下,就谈“陶晶孙的文学活动和文学创作”这个题目,资料越丰富越好,然后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发表。我感到很意外,也很高兴。于是又阅读了很多资料,重新调整文章结构,改写后交给了王富仁先生。他看后说有些长,希望压缩至12000字左右。于是我对文章又作了修改。

  丁景唐先生没有参加北京的这次研讨会,但他对这件事却有记载:

  1991年夏在北京召开“创造社成立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对深入研究创造社是一大推动,也促进了对创造社早期成员陶晶孙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刘平在会上就陶晶孙的文学活动作了发言,王庭芳、陈青生两位代表发言作了补充。会上有人反对,无视事实,仍说陶是“落水文人”。但也有代表鼓励刘平将发言整理发表,北师大王富仁知道后,将其论文推荐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发表,这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年第4期上刊登的《陶晶孙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活动》。

  这次研讨会结束不久,《新文学史料》约写陶晶孙的文章,我就围绕陶晶孙当年在上海参加日本人组织的一些活动的情况,写了《陶晶孙与“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为了进一步弄清楚陶晶孙在20世纪30年代的活动及思想,我冒昧地给夏衍先生写了一封信,想不到夏衍先生很快就给我回信。夏衍先生在信中说,陶晶孙与潘汉年的关系“很密切”,“陶晶孙是早期创造社的成员,他与潘汉年很早就相识。抗战开始后,上海沦陷,我和潘汉年一同到香港去,潘汉年曾告诉我,他们的人都安排好了,只有陶晶孙留下来,因为他的夫人是日本人。当时他的行动是受潘汉年领导的”。我把夏衍先生的回信引用在我的文章中。

  丁景唐先生在他的文章中也写到了这件事:

  1992年《新文学史料》第2期为陶晶孙编了一个专辑,刊出陶瀛孙、陶乃煌《陶晶孙小传》、陶坊资《回忆父亲》、陶易王《父亲在台湾》(以上三文均已收入《陶晶孙选集》,作为附录),刘平《陶晶孙与“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丁言昭《陶晶孙与中国现代木偶戏》。

  与丁先生见面时,我对他说,为了搞清楚陶晶孙在左翼时期的文学活动,我曾写信请教夏衍先生。丁先生说:“我知道这件事。当时夏公(夏衍)把你的信叫我看了,征求我的意见。夏公给你的回信的初稿是我起草的。”这让我感到很意外,也使我对丁先生产生了一种亲切之感。

  由此,我与丁景唐先生开始了交往。在那天的谈话中,我还谈到了自己的研究课题——中国现代戏剧研究和田汉研究。我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的文章《“绍伯”不是田汉的笔名》,谈田汉和鲁迅的关系。丁先生很感兴趣,鼓励我多写这样的文章,对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入有促进作用。丁先生说:“你的研究很有意义,你有了研究成果或是出了书,就送给我。我们就作为‘忘年交’经常联系吧,你去上海时一定到我家里来,我们好好聊聊。”我满口答应,心里很是愉快,并希望得到丁先生的进一步指导,尤其是有关田汉方面的研究。从此,我与丁景唐先生的交往逐渐多了起来。

  

  在我的心目中,丁景唐先生既是一位仁厚的长者,又是严谨的研究者。他知识渊博,又有历史实践方面的经历,在鲁迅研究方面成就尤为突出,同时也是瞿秋白等现代作家研究的专家。他待人热情,乐于助人,诚心帮助。

  一次,我去上海见丁先生,正赶上上海鲁迅纪念馆举办“纪念左联五烈士”的活动,丁先生热情地邀请我参加,参观上海鲁迅纪念馆,瞻仰左联五烈士的雕像,参加研讨会,还介绍我同很多上海方面的研究名家认识。我与纪念馆的张小红女士相识,就是在这次纪念活动上经丁先生介绍的。

  1998年,我去上海参加话剧观摩演出,去看望丁景唐先生,谈了很多,获益很多。我向丁先生提出想去看田汉当年在上海的住所——日晖里41号。丁先生说,这座房子还在,现在住的是另外的人家,地点在建国路上。我想去看,又担心找不到,就恳请丁先生带我去。丁先生很忙,但他还是放下自己手头的工作带我去看了。

  还有一次,我去上海拜访丁先生。他热情地接待我,谈了很多学术方面的问题,又找出很多资料给我看。丁先生的书房是“名副其实”的,到处都堆满了书,看着不太整齐,但丁先生却对自己所藏图书“了如指掌”,一说什么资料,随手就找出来了。谈话晚了,丁先生又留我吃饭。我没有推辞,主要想多听丁先生讲有关现代文学及现代历史上的人和事。譬如他跟我讲关露和潘汉年等人的事迹,是书本上看不到的,令我很感动,同时也引发我对关露和潘汉年的关注。丁先生还写信给居住在北京的他的好友梅娘(即小说《蟹》的作者),让我回北京后带着信去拜访。饭后,丁先生不顾劳累,陪我去参观当年萧军、萧红住的房子,给我讲了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令我大开眼界。

  丁先生还介绍我跟他的儿子丁言模和女儿丁言昭认识,并把他们的研究著作送给我。丁言昭、丁言模受父亲的影响,搞文学研究很有成就,写了很多书。如,丁言昭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女性作家研究”系列著作,包括《萧红传》《关露传》《林徽因传》《安娥传》等;丁言模撰写的“瞿秋白研究”系列丛书,有《瞿秋白与书籍报刊——丁景唐藏书研究》《瞿秋白与杨之华》《瞿秋白与名人往事》《瞿秋白与共产国际代表》等。他们都不是专门从事研究工作的,常常是利用休息时间进行研究、写作,取得如此成就,令人感佩!当然,这些与丁先生的悉心指导是分不开的。

  如今,丁景唐先生走了,但他待人交友的人格风范与严谨的治学态度却值得我们后辈永远铭记和学习。

  
责任编辑:王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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