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博（古代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副主任）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为我们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基因、坚定文化自信指明了方向。结合自身研究，我想汇报两点体会，主题为“物归其境”与“观念溯源”——在古史研究中探寻中华文明的内在连续性。

　　第一点体会来自郭沫若的研究启示：坚持“物归其境”，以唯物史观把握文明发展的物质根基与逻辑脉络。郭沫若是古代史研究所的奠基人，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创者。他研究古器物与考古资料有一个核心方法，我称之为“物归其境”。简单说，就是极力将文物、文献还原到它最初产生、使用的具体历史情境中，用联系的、整体的视角进行分析，避免信息流失，从而实现“透物见人”“以物论史”。

　　对我而言，“物归其境”更是研究实践中的切身准则。当我亲身参与出土简牍的整理、保护时，面对一枚枚珍贵简牍，我不是把它们看作一个个孤立的文字载体，而是想象它们在两千多年前，也曾被郑重放入简册，置于案头，作为行政、法律的依据，或是择吉、行事的指南。这些简册摆放区位、编联顺序，本身就是古人知识体系与行为逻辑的物化呈现。只有尽可能复原这种“情境”，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一条律令如此表述，一段《日书》那样书写。

　　“第二个结合”要求我们把马克思主义魂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相结合。“物归其境”作为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一种方法论，恰恰是打通“实物”与“思想”，实现这种结合的有效路径之一。

　　第二点体会来自出土秦简的实证惊喜：追溯“中华”观念的形成，体会文明特性的深厚历史根源。关于“中华”观念，过去依据传世文献，普遍认为“中华”一词迟至魏晋才出现，是“中国”与“华夏”融合的结果。然而，出土文献颠覆了这一认知。北京大学藏秦简《日书杂抄》中，出现了“中华”的记载，并与“寇地东”“寇地南”等占辞并列，指代“中央华夏之地”。这枚简牍的书写年代，经分析是在秦统一之后。这意味着早在秦代大一统前后，“中华”的观念已经孕育，且已具备地域与文化双重指征。

　　这一发现并非孤例。睡虎地秦简到岳麓秦简的一系列变化，勾勒出了“中华”共同体凝聚的进程。秦简所揭示的“中华”观念形成过程，为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提供了最早的制度性注脚。秦的郡县制与编户齐民推动了“统一性”；对属邦“秦人华夏”的改造体现了“包容性”；“故塞徼外”的防御态势映衬了“和平性”；而整个观念从萌芽到成形的动态过程，本身即“连续性”与“创新性”的鲜活案例。这让我深切感到，今日我们所总结的文明特性，绝非凭空而来，而是根植于数千年前国家建构与人群互动的深层实践。

　　当我们透过简牍帛书，触摸到古人生活的温度、感受到观念生长的脉搏时，那种与历史相连、与文明同行的真实感，便是我们工作的最大意义与动力。未来，我将继续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在“物归其境”的指引下，深耕细作，努力从更多出土文献中，发掘、阐释那些构成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具体历史环节与细节，为构建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贡献一份微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