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雯婧（近代史研究所）

　　法国是西方汉学重镇，对中国历史的研究积淀深厚。二战后，法国学人开启了以中国革命史为中心的中国学研究。在代际传承中，研究群体不断壮大，成果丰硕。有别于传统汉学隶属于“亚非语言与文化学”，中国近代史研究学者分属历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呈现法国史学注重社会科学方法的研究范式。由于中国近代史与早期的“汉学”都属于“对中国的研究”，该领域成果同样被纳入法国汉学协会等以传统汉学为主的考评体系中。

　　广义“汉学”的兴起

　　法国对中国历史的关注，可追溯至欧洲启蒙运动“中国热”背景下法国“传教士汉学家”杜赫德、冯秉正等人着手撰写的多卷本中国通史。此后法国的中国研究集中于雷慕沙及其继承者儒莲等人的汉语音律、中国文学等领域。自鸦片战争清廷被迫与欧美国家建立现代主权国家的外交关系后，大批法国驻华官员、商人、记者来华，其中一些人成为“在中国本土形成的新的实践型专家群体”。自此有关中国的法文著述可分成两种。一种以沙畹、伯希和、马伯乐为代表、传承以往汉学研究统绪的研究者开辟西域—南海史、藏学、蒙古学、敦煌学研究，形成西方汉学“法国学派”。另一种以19世纪旅沪法国人高第为代表，编著《中国与列强关系史（1860—1900）》《第二次鸦片战争法国外交史料》等有别于传统汉学领域的中国史书籍，向法国学界引介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历史。只是在高第之后，法国学人对近代中国的研究并未形成体系并得以传承。

　　这一情况在“二战”后发生重大变化。战后初期，费弗尔和布罗代尔为重建法国社会科学研究创建了法国高等实践学院第六系。20世纪50年代，白乐日提出“宋史计划”，旨在积极提倡超越传统汉学以语言和文化方法为中心的研究范式，转向现实问题研究。在美国区域研究和中国研究逐渐盛行的背景下，法国社科界同步推行“文化圈”项目，启动法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以近现代中国为研究对象的“中国文化圈”成为宋史计划的首批项目。在有关近现代中国的资料、机构和相关研究人员极为欠缺的情况下，布罗代尔倡议并组织筹设“中国研究与资料中心”，依托国立现代东方语言学校（今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培训汉语人才。在此背景下，抗战时期法国的驻华武官助理纪业马（又译纪亚玛），以及对中共革命产生浓厚兴趣的左翼历史教师谢诺开辟出研究近现代中国的道路。

　　以革命史为中心的

　　早期中国近代史研究

　　纪业马对中国革命的观察和中共党史的研究，成为战后法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最重要的开端。1937年，纪业马以驻华武官助理的身份被派遣至中国，并专门从事对华政治与军事方面的观察工作。在华期间，他亲历军阀政争、全面抗战爆发以及解放战争等重大事件，深入了解中国政治、外交、军事内情，在重庆时还同时与国共两党高层密切来往，搜集到大量有关中国革命和中共的一手资料。新中国成立不久后，纪业马即返回法国，并于1951年在布罗代尔的授意下开始负责筹建“当代中国研究与资料中心”。此资料中心早期大部分有关当代中国的资料均源自于纪业马在华时期搜集的各方文献。同时，他还开始在索邦大学讲授中共党史课程。在履行完中法建交的任务之后，这位资深外交官和“中国通”专注于中国研究，并在中共党史课程讲义的基础上先后出版《中国共产党党史（1921—1949）》、《执政的中国共产党（1949—1979）》。这两本书出版后迅即被译为英文，并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圈中产生很大反响。费正清评价此二书为“研究中共党史的基本参考著作”。

　　另一位关键人物谢诺原是巴黎大学钻研中世纪宗教的一位历史系学生，二战期间曾因抵抗纳粹的活动被捕入狱。二战结束后，他受该组织委派前往亚洲考察，先后在越南和中国游历，这一经历成为其志业的转折。谢诺曾在法共理论刊物《思想》发表《我们应该怎样研究东方？》。文中表明，二战后越南及亚洲其他国家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他在华游历时期对国共两党的接触和观察，强化了其反帝倾向及基于民族和阶级革命视角深入把握中国革命的研究意识。此外，他迫切希望摒弃服务于西方殖民扩张的“资产阶级的东方学”，开启对“东方”各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和政治形态演变的“新的东方学”。回法后，谢诺选择以中国近代工人阶级群体的诞生、形成及其在中国革命中的角色为研究对象。1962年，谢诺在法国高等实践学院第六系主任布罗代尔、国际关系史大家勒努万和巴黎大学社会经济史教授拉布鲁斯的共同支持和指导下，完成并出版博士论文《中国工人运动史（1919—1927）》。法国学界评价该书为“西方史学家立足中国档案和史料并结合外文文献完成的第一部20世纪有关中国社会发展的学术著作”。更为重要的是，谢诺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执教于巴黎各高校，多年来开设的中国农民运动、第三世界社会民族运动等课程及讲座吸引了一大批关注东亚、中国革命的优秀法国年轻学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其中毕仰高、白吉尔、巴斯蒂、王枫初、鲁林、白夏等学者继承了他对中国革命的关切，并在工人运动研究基础上，将视野延伸至农民运动、辛亥革命、秘密会社、上海史、海外华人史等领域。

　　法国学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

　　发展与思考

　　战后中国近代史研究至今已传承六代学人。谢诺及其指导的第二代学人关于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研究著作在海内外产生重要影响。毕仰高《中国革命的起源（1915—1949）》《西安事变研究》《历史的覆辙：中俄革命之比较研究》，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巴斯蒂《20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的多重面向：以张謇著述为中心》《清末中国社会的演变（1873—1911）》，王枫初《移民与政治：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1919—1925）》至今仍为同领域的重要著述。他们对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农民运动、资产阶级和社会潮流的形成及演变等问题的关切，契合战后法国学界占主导地位的左翼思想，也助推了社会舆论对共产主义的普遍支持。谢诺谈道，参与时代争鸣，通过思想的战斗改变世界是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哪怕改变是微不足道的。“研究中国革命史并以此与声援中国革命联动”则是谢诺选择的使命。在“年鉴学派”影响下，该选择还是他尝试“通过社会运动和社会生活诠释国家和社会关系以及政治权利渗透”的生动体现。

　　20世纪60年代欧洲和世界政局逐渐转向，法国社会的亲共热情和左翼思想逐渐冷却。史学家开始提倡对战后“辉煌三十年”主导史学研究的年鉴学派范式进行反思。政治史、文化史和“新社会史”等方法受到推崇。这一倾向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亦有影响。不仅谢诺在学术壮年时提前离开深耕30年的革命史领域，转向法国本土社会运动和太平洋史的研究，并且第三代和第四代学者也不再执着革命史，转向制度史（魏丕信）、法律史（巩涛）、海洋史（吉浦罗）、思想史（诺埃勒、赵成焕、王晓苓）、教育史（萧小红）、社会史（安克强、包利威）等。除师承谢诺一脉的学者外，不乏其他关注近代中国的学者，如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历史研究中心魏简及其学生徐董祥、白锦麟关注中国近代文学史和情感史等。

　　历经六代学人积淀，法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为学界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也暴露出若干问题。就方法和对象而言，受美国“新文化史”、英国“回归叙事”等范式影响，法国史学界的研究兴趣发生转移。以近代中国为研究对象的学者从政治史、法律史、制度史转向动物史、林业史、兵器史、科技史、慈善史、赌博史、广告史等问题。大量新的问题使得研究更显分散，不利于产出如第一、二代学人那样有传承、创新和影响力的成果。就史料而言，法国学人对中文一手史料，主要是对近些年中文学界大量已刊或已数字化的史料利用不够。就对外交流程度而言，中法在近代史领域的学术交流活动极大减少。值得关注的是，中文和中国文化对法国年轻人的吸引力明显下降，法国优秀的青年人才储备不足。此外，文科经费的削减和高校科研机构中教职编制的缩减、国内学界对法文相关成果关注较少等原因客观上也制约了法国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

　　法国能为中国近代史重大问题的研究提供大量视角独特的一手史料和不同于英美学界的研究视野。我们应重视这一“他者”的视角，持续关注法国学界的成果，重视与法国学者的交流和对话。这不仅是推进中国近代史研究和海外中国学发展的重要一环，也是构建中国近代史研究自主知识体系和加强中外文明互鉴的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