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智超（古代史研究所）
在二十四史正史体系中，《旧五代史》是唯一一部失传的典籍，如今通行的版本为乾隆年间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本子。这部清代辑本虽使该书得以重现于世，但存在漏辑、误辑、编排失序、文字篡改等诸多问题，自20世纪30年代陈垣先生指出其问题后，学术界一直缺乏系统的辑补工作。作为一名长期深耕历史文献学的研究者，笔者自1994年正式投入《辑补旧五代史》的编纂工作，历时近30年完成这部450万字的著作，旨在以科学方法重构文本，还原这部正史的原本面貌，为五代史研究提供可靠的文献支撑，彰显中华典籍薪火相传的不朽魅力。
《辑补旧五代史》的总目标是以清辑本为基础，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运用科学的方法重新辑补，以期形成一个更接近《旧五代史》原本、更能体现其正史地位的新辑本。笔者摒弃对通行本的简单校勘或注解，从《永乐大典》《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等原典出发，创建了“辑、补、校、证”四位一体的工作框架，并提出一系列新概念，为辑补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确立辑补的科学标尺
“标准本”是本书开展工作的核心标尺，即完全符合《旧五代史》原本体例与内容的完整本纪、列传与志。从《永乐大典》残本中甄别出《周太祖本纪》，其与旧史原文完全一致，可作为本纪的标准本。列传标准本则源自《永乐大典》“王”“崔”字韵“姓氏”事目，从中析出《王檀传》《崔沂传》等28篇完整传记，这些传记均具备“姓名、籍贯、家世、事迹、结局”的完整要素，为列传辑补提供了直接参照。志的标准本确立尤为关键，《乐志》通过与《晋高祖纪》《周太祖纪》等所载事件的时间、人物、内容互证，《五行志》借助《永乐大典》残本引文及《资治通鉴考异》征引材料佐证，最终确认二者符合原本，成为诸志辑补的范式。
为避免遗漏原本应有的人物传记，笔者提炼出“四组密码”，即《资治通鉴》与《旧五代史》本纪中“某某，某地人也”“某地某人”“某人，某某之子（孙/侄）也”及“记载卒时及死因”四种标识，据此精准判定传主身份，成功增辑71篇列传。此外，“条主与条前语”概念用于甄别《册府元龟》史料来源，区分《旧五代史》原文与五代实录记载；“记时法”明确本纪“朝代—庙号—年号—四时—月—朔—日”的规范表述。这些概念相互配合，构建起逻辑严谨、闭环完整的辑补标尺体系。
“辑、补、校、证”的创新实践
“辑”是基础环节。按照辑佚学规范对清辑本进行彻底清理，以其中确属《旧五代史》原本的内容为基础，将其分解为“条”并按出处归类，明确其源自《永乐大典》《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六部文献，其中《永乐大典》占95%，是核心文献支撑。通过系统梳理，本书从群书中补辑、增辑原书佚文，重新编排体例，确保文本更接近《旧五代史》原本面貌。
“补”是关键延伸。借鉴宋人的方法，针对重辑后犹有残缺的各篇纪、传、志，补之以接近《旧五代史》原本或与其史源相同的文字，使各篇大致首尾完具。早在宋初，一百三十卷的《魏书》已残缺二十九卷，五十卷的《北齐书》仅十七卷为原本，宋人据《北史》等书补其残缺，于目录中相关各卷下注曰“补”，成为通行的本子。
“校”是质量保障。文本辑补工作完成后，对辑、补的文字加以校勘，消除其脱讹衍倒，特别是纠正清人因忌讳而删改的“胡”“虏”等文字。经过前人整理，清辑本几个主要版本的异同得失已经梳理得比较清晰，故本书以本校和他校为主，兼顾对校和理校。同时，本书还提出影库本粘签、百衲本及《资治通鉴》《册府元龟》等文献的相关问题，为学术界提供了参考。累计校正内容达480余处，卷卷皆有校订。
“证”是学术深化。编纂者对辑、补的文字逐一考证，就其中所涉史实，误者正之，略者详之，缺者补之，希望通过全面、深入的考证，使本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五代史研究的基础文献。如通过多重文献印证，将清辑本误作《郡县志》的部分恢复为《地理志》，并补证地理沿革、行政区划史料。
学术价值与文化意义
历经近30年的精雕细琢，《辑补旧五代史》终告完成，其价值体现在学术研究与文化传承两个层面。
在学术研究上，本书纠正了清辑本的缺陷，提供了更接近原本的《旧五代史》文本，为五代史研究奠定了可靠基础。“标准本”“四组密码”“条主与条前语”等新概念的提出构建了科学的古籍辑补方法论，关于史料甄别、体例重构、文字校勘的实践经验丰富了历史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作为五代史、唐末及宋史研究的重要文献，该书的出版推动相关领域在政治制度、民族关系、社会经济等方面的研究走向深入。
在文化意义上，本书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践行。从文献梳理到文本重构，从概念提出到体例规范，笔者始终以还原正史原貌、传承中华文脉为己任。这部450万字的著作，凝聚了团队的协作心血与数十年的学术坚守。它的价值不仅在于还原一部史书的原貌，更在于为中华文脉的延续注入持久动力。
《辑补旧五代史》将为古籍保护、学术传承提供助力，使五代时期的历史记忆得以完整留存，让中华典籍智慧穿越千年、生生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