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宪昭（民族文学研究所）

　　中国神话作为中华民族先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承载着人类早期的理想追求、价值观念和文化记忆，也是中华文明进程中积淀而成的重要人类文化遗产。让丰富多彩的神话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文化繁荣中更好发挥应有作用，离不开“传承”与“发展”这两个基本问题。

　　神话千百年来传承不衰，主要源于它自身的文化价值。神话的本质是“人”话，是人们借“神”或“神话人物”的行为事迹来讲述自己的故事。许许多多的神话通过虚构的人物和情节，表达出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客观观察与真实情感，反映了先民认识历史和表现生活的文化真实。探源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可以从古老的神话中发现人类的早期历史记忆，通过世代传承的神话为中华文明探源找到相应的佐证。如关于女娲、西王母、羲和等女性形象的神话保留了母系氏族社会的不少痕迹，而伏羲、神农、炎黄、唐尧、虞舜、夏禹以及许多男性神话人物叙事则明显带有父系氏族社会的影子。这些看似超现实的神话叙事往往都有特定的历史语境，许多神话得以广泛地跨时空传承都是神话文化价值使然。

　　神话传承的精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人们在自觉或不自觉的神话传承中惊叹它的神奇，感慨它的神秘，景仰它的神圣，这不仅因为神话是中华民族文明进程中的人类智慧结晶，同时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宝藏，蕴含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精神。特别是那些蕴含着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等，无不凝聚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也是神话传承的精华与核心所在。从许多神话人物及其神话叙事中，我们会看到中华民族勇于开辟新天地、敢于创新创造的文化品格，看到“以人为本”的初心和“解民忧纾民困”的拼搏与追求，看到面对困难和挑战无惧无畏、敢于斗争的意志和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中国各民族神话蕴含的丰厚的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中华儿女奋发图强的精神动力。

　　神话传承具有多种渠道。神话除了以文献记载作为稳定的传承形式之外，还有其他多种渠道，诸如民间口耳相传的口头神话具有相对的灵活性，这种传承形式往往会因为讲述人自身因素而发生变化，并由此产生不同的口头文本，形成多种神话异文，带有突出的讲述个性。以考古或文物普查发现的文物器物或建筑物、雕刻绘画等作为载体的神话，也是神话传承的重要形式，这类图像虽然需要相应的解释才能出现原意，但显示出神话流传的细节与广度。通过特定仪式或行为形成的民俗习俗神话可以看作民间仍处于活态的神话形式，如节日中的祭祀祭典、婚丧嫁娶中的特定习俗等，其背后往往会有相应的神话叙事作为支撑，也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神话的传承。特别是随着当今数字与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科技赋能也为神话的多维复原与沉浸式体验搭建了新的平台，助推了神话的大众化传播。

　　神话传承情形呈现出多元性。神话传承可以是文献神话、口头神话、文物器物神话等不同神话形态之间的互动，可以是多民族通过交往交流交融形成同一种神话并在不同民族和地区广泛传播，可以是歌师祭师等师徒之间、家庭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传承，可以借助特定的仪式仪礼、特定习俗传承，也可以通过文化景观、文创开发、符号提炼、事物命名等展现神话的传承。以借助神话意象的命名为例，如飞速发展的中国航天事业中很多科技创新圆了古代神话中的“飞天”梦，不少航天器命名就与神话的传承有机结合起来，像载人飞船被命名为“神舟”，月球探测工程被命名为“嫦娥”，导航卫星被命名为“北斗”等。这些看似偶然的神话命名却形成了特定领域中国古老神话的传承体系，这些充满象征寓意的名称符号既表达出中华民族发展中古代智慧与当代创新的有机结合，也反映出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将中国人的自信与自豪写入中国故事中。

　　神话在传承中通过不断发展增强着自身的活力。神话的产生属于人民群众的集体口头创作，所以有些研究者试图将较早记录在文献中的神话看作神话本体的做法是存在偏颇的。文献神话的来源是民间，而不是采录者的个人创作，再加上关于早期文字使用的局限性，导致古代神话文献记录的高度简练与碎片化，所以无论是后世文献对更早神话的再解释，还是同类型同主题神话在民间的持续性口头传播，实质上都是对原来神话的再加工和再创造，是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的结果。神话的发展表现出多种形态，如同类神话主题的发展变化、神话内容的发展变化、神话母题的发展变化、神话叙事结构的发展变化等。这些发展变化也为神话的传承传播注入了新的活力。

　　以黄帝神话的发展为例。神话叙事中的黄帝经历了一个神、天帝、文化祖先、古代帝王、人等不同角色转化互换的过程，也反映出“神话历史化”与“历史神话化”的交织发展。《山海经》《归藏》等早期文献中黄帝具有“中央天帝”的神格，有的文献中还出现黄帝龙体、黄帝四面的神话体征。《国语》记载的“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则侧重历史事件。战国黄老学派将黄帝塑造为“垂拱而治”的理想帝王。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将黄帝列为华夏历史开端，构建出“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的世系，确立了黄帝的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祖先身份。后世大多神话叙事依据炎黄为文化祖先的脉络，不断丰富发展相关叙事。如流传于苗族、瑶族、畲族等民族的“盘瓠神话”，将多民族或多姓氏的共同来源解释为立战功的犬（龙犬）与高辛帝（帝喾）的三公主结婚繁衍的后代，这样就通过与黄帝后裔高辛帝婚缘表达出民族文化认同。同样，不同时代、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在塑造黄帝是文化发明者时，就出现了黄帝制衣裳、教人饮食、造五邑、造房屋、造指南车、造文字、发明黄历、发明制陶、为山川河流定名等不同叙事。这些事迹显然不是一时一地的产物，而是在神话传承中不断发展的结果，通过不同文化祖先事迹的层层累加将黄帝塑造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文化符号，成为表达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文化象征，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最深层次的文化认同。

　　对待神话的传承与发展，要科学分析二者的辩证关系。没有“传承”，神话就会失去生命力，就不会有“发展”。没有“发展”，就会陷入因循守旧的窠臼，导致神话的“传承”失去应有的时代意义。在新时代发挥传统神话应有的作用，必须正确处理“传承”与“发展”的辩证关系，为赋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为深刻的文化内涵和更为宽广的文明维度，为凝聚起更为强大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作出应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