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埃尔诺荣获2022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成为法国历史上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女作家。她在获奖演说中说到了她20岁时在日记里写下的诺言：“我要为我的种族复仇而写作”。她的“种族”，就是包括贫苦的工农大众和小商贩以及从外省来到巴黎的“国内移民”在内的弱势群体。这些移民由于被认为举止粗野、说话有外地口音和没有文化而备受轻视，而埃尔诺作为女性则受到更多的屈辱与伤害。她通过读书、成为教师和作家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然而她认为个人取得的成就弥补不了她遭受的不公，她要做的是使她的诺言在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也就是把她作为女性和社会反叛者的声音永远铭刻在文学之中：“在发表于1974年的第一部作品里，我当时尚未意识到，已经确定了我将要写作的领域，一个既是社会的又是女性的领域。从此为我的种族复仇和为我的性别复仇就合二为一了。”

　　法国文学史上不乏为女性呼吁的先驱。乔治·桑（1804—1876）是法国历史上第一位专业的女作家，也是欧洲最早反映工人和农民生活的作家之一。她从诺昂的农村来到巴黎，故意穿男装、抽烟斗，在爱情和婚姻方面独立自主，过着与男性自由交往的生活，以显示妇女解放的精神。她最初的一系列小说，都是以妇女的爱情、婚姻和解放为主题的。她在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下创作的田园小说，更具有鼓舞人们奋发向上的力量，所以马克思才把他的著作《哲学的贫困》题献给她。

　　西蒙娜·德·波伏瓦（1908－1986）是著名的存在主义女作家，她影响最大的著作《第二性》（1949年）论述了妇女附属于男人、被男人所压迫的命运，从理论上证明了男女两性的不平等，批判了千百年来对妇女形成的种种偏见和陈规陋习，认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波伏瓦号召妇女通过行动来解放自己，重新获得与男人一样的主体地位。她还与终身伴侣萨特订立了前所未有的爱情契约，与之度过了既是甚于友人的伴侣、又不是夫妻的一生。

　　埃尔诺出生于法国滨海塞纳省利勒博纳的一个工人家庭，五年后随父母来到诺曼底的小镇伊沃托，在父母经营的一家简陋的咖啡杂货店里长大。1960年，她作为互惠生到英国伦敦留学并开始创作。1967年她的父亲在退休前一年去世，而她则幸运地成为一名中学教师。1977年她进入法国远程教育中心，在那里工作到2000年退休。她在年轻时反复阅读萨特和波伏瓦的著作，《第二性》鼓舞着她争取自由和解放自己，使她从16岁起就立志成为作家。

　　埃尔诺不像乔治·桑和波伏瓦那样惊世骇俗，她的作品都是写自己的经历，也就是回忆她的家庭和她在青少年时代的苦难。她的第一部小说《空衣橱》记述了她在18岁前不堪回首的底层社会生活，回忆父亲的自传体小说《位置》（1984年）获得勒诺多文学奖。《一个女人》（1987年）追忆了她患病去世的母亲，《单纯的激情》（1991年）吐露了她在两年里对一个已婚男人的无望的等待。《耻辱》（1997年）记述了父亲有一次向母亲施暴，她对父亲的野蛮举动深感耻辱，但同时也理解父亲在生活压力之下的屈辱和无奈。埃尔诺笔耕不辍、成果丰硕，退休后专门从事创作，出版了多部小说。

　　岁月流逝，人生短暂。随着年龄的增长,埃尔诺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一切事情都以一种闻所未闻的速度被遗忘”，她为此要写一部反映时间流逝的作品，但并非历史著作，也不是脱离社会现实的现代派小说。经过20多年的思考，在已经发表的15部小说的基础上，她充分借鉴了70年代小说家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交融的艺术风格，终于用她创造的名为“无人称自传”的新体裁，写出了被称为“社会自传”的杰作《悠悠岁月》。

　　《悠悠岁月》的法文名称Les Années是复数，表示“年代”，意味着“年复一年”，而“年代”在汉语里却没有岁月流逝的含义。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信”是要求翻译忠实于原著，但是忠实不等于拿着字典逐字对译。正如大仲马和小仲马不能按照原文译成仲马父亲和仲马儿子一样，前辈翻译家傅雷先生把《高里奥老爹》译成《高老头》，李丹和方于把《苦难的人们》译成《悲惨世界》，都是在充分理解原著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语境的神来之笔，也启发我把《年代》译成《悠悠岁月》，因为这个书名更能传达原著的神韵。

　　《悠悠岁月》是一个女性的私人回忆录，但是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运用“无人称自传”的写作方式，描写了60多年中法国社会的变迁，使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读者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熟悉的事物，因此是法国人、特别是法国女性的集体回忆。所谓“无人称自传”，实际上就是在自己回忆的同时也促使别人回忆，使读者对作者的回忆感同身受，从而使个人的回忆融入了社会的集体回忆，在反映时代演变的同时引起人们的强烈共鸣。它看起来是通过一些老照片来回忆埃尔诺本人的经历，其实更多是反映法国的社会现实、特别是法国妇女的命运。这种写法即使对外国读者也有同样的效果。我是埃尔诺的同代人，生活在中国，但《悠悠岁月》写40年代法国战争年代乡村的贫困生活，我当时也是饥寒交迫，因此也能感同身受。

　　作品是时代的产物，《悠悠岁月》的成功不仅依靠埃尔诺的才华和灵感，更是法国小说长期发展的结果。从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第一部小说《巨人传》开始，经历了17世纪崇尚史诗和悲剧、排斥小说的古典主义以及18世纪为宣扬启蒙思想而创作的、被伏尔泰称为“儿戏之作”的哲理小说，法国小说到19世纪才真正繁荣起来，产生了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等各种小说流派。20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是对传统文学的反拨，新小说是现代主义小说的顶峰，它否定了传统小说的人物和情节，用对物的烦琐描写来反映世界的荒诞，对革新传统的小说创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缺乏可读性而在60年代开始衰落。所以在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交融的基础上，几位小说家在70年代脱颖而出：勒克莱齐奥以虚实相间的故事批判现代文明；莫迪亚诺用虚构的方式“回忆”并未亲身经历的二战时代；佩雷克是一个语言天才，他的文字技巧出神入化、无人能及。他特别热衷于详细罗列物品，曾为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开列过多达2000种的鱼类清单，在《我想起》里用480个“我想起”来回忆60年代，使读者不由自主地被他记述的平凡琐事勾起了对往日的回忆。

　　《悠悠岁月》显然受到了这几位同时代作家的影响，它以回忆的方式来反映社会现实，随时列举大量具有时代特色的名词，例如歌星影星、时尚商品、电视节目、小说人物和粗俗俚语，它们看似随意提及，其实都经过了埃尔诺的精心选择。无论什么年龄的读者，都能从中找到自己最熟悉的内容和最清晰的记忆，战争年代的贫困、家庭中的代沟、地铁里的拥挤，商店里琳琅满目的新产品，都是我们曾经或正在经历的现实。

　　法国虽然有着启蒙思想的传统，而且已经走出了二战的阴影，但埃尔诺认为法国妇女并未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即使是女性作家的地位也远不如男性作家，她们尚未获得创作的合法性。法国当代小说家乌勒贝克以文笔大胆著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呼声很高，但是埃尔诺直言不讳地批评他的一些完全反动的、反女性主义的观点和描写女性的方式，坦率地表示自己获奖比他获奖更好。诺贝尔文学奖是对她作品的认可，可以说实现了她要为她的种族和女性复仇的诺言，因而受到了大众、特别是妇女们的热情欢迎，也给所有的女性作家带来了希望。

　　2009年11月下旬，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赴巴黎参加中法文学论坛，但当时埃尔诺因患癌症做了两次手术，不在巴黎，我因此错过了和她见面的机会。说来惭愧，我当时以为她年事已高加之病情严重，以后恐怕很难再有所作为，却没有想到她自强不息、战胜病魔，不但继续创作，还在13年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她在获奖演说中表示“我没有把授予我诺贝尔文学奖看成是我个人的胜利。认为它在某种意义上是集体的胜利”，并且要“继续为反对任何形式的非正义而斗争”。

　　新世纪获奖的勒克莱齐奥、莫迪亚诺和埃尔诺，以他们的杰出贡献使法国文学日益繁荣和充满活力，而埃尔诺更是身体力行，始终关注人民、特别是妇女的命运，毕生都在为维护女性的权益而奋斗。

　 （作者：吴岳添，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湘潭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