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礼”是我国古代婚姻礼制的典型形态，包括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个环节。根据在婚姻缔结过程中实现的效果，“六礼”大体上可分为“定婚”与“成婚”两个阶段。“定婚”表明双方达成缔结婚姻的约定。在我国古代，婚约一旦达成，不得无故反悔，因此定婚是婚姻成立过程中具有实质意义的重要阶段。“定婚”究竟在“六礼”的哪一环节上完成，说法不一，仍有辨析的必要。

　　纳吉说、纳征说与兼采说

　　纳吉说。纳吉是“六礼”中继纳采、问名之后的第三礼。纳采是指男家遣媒妁至女家表达议亲之意，得到应允后，向女家行采择之礼。问名是指男家问取女方的名字、生辰。纳吉是指男家将女方的名字、生辰卜于祖庙，求得吉兆后，回告女家。陈鹏的《中国婚姻史稿》（中华书局2005年版）指出：“古人纳吉，即定婚也。”可见，他主张定婚完成于纳吉。他又提出在《朱子家礼》简化六礼为纳采、纳币（纳征）、亲迎三礼后，“纳吉”之礼并入“纳采”，于是“自宋以后，径以纳采为定婚矣，惟当时民俗，则称‘下定’。（见梦华录及梦粱录）‘下定’之后，婚约始成”。他认为宋代以后定婚完成于纳采，是就简化后的婚姻礼制而言，本质上仍主张纳吉说。

　　纳征说。纳征是指纳吉之后，男家向女家赠送聘礼。陶希圣在《婚姻与家族》（上海书店1992年版）中称：“纳采、纳吉、问名、纳征是定婚的节目。订约之征为雁，成约之征用币。”此说将包括纳征在内的前四礼视为定婚节目。四礼中，纳采、问名、纳吉三礼均用雁，纳征用币。依据此说，至纳吉为止的前三礼属于订约之礼，纳征为成约之礼。他认为“契约观念未能充分发达之古代，约成生效，必自当事人一造有所履行之时。当事人一造有所履行，则相对人即负履行反对给付之责”，而纳征就是婚约中男方当事人一造的履行，其作用在于“证婚约之成立”，随之使女方负有嫁女之责。该说认为婚约在纳吉时已经订立，但至纳征时才“约成生效”，应是以纳征为定婚完成的真正节点。

　　纳吉、纳征兼采说。陈顾远在《中国婚姻史》（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中表达了与陶希圣相似的观点。他认为婚姻分“定婚”与“成婚”两个程序，并认为六礼中的“请期”和“亲迎”属于“成婚”内容，显然也是将纳征在内的前四礼视为定婚节目。他还指出，“依礼而言，婚姻由纳吉而定，由纳征而成”，纳吉表示“正式订约”，纳征表示“婚约完全成立”。但与陶说不同的是，他将古代婚姻礼制与法律相参照，认为在礼方面婚姻既然“由纳吉而定，由纳征而成”，在律方面就是以交换婚书或收受聘财为婚约成立要件。其中，婚书即纳吉而女家许婚之书。综合来看，他认为纳吉和纳征均能使婚约成立，即实现定婚的效力。

　　“纳征说”更合“六礼”本义

　　纳吉说、纳征说均有相应依据。定婚完成于纳吉的观点源自《仪礼·士昏礼》郑玄注。该注称，纳吉是在问名之后，“归卜于庙，得吉兆，复使使者往告，昏姻之事于是定”。定婚完成于纳征的观点也有相应出处。《仪礼·士昏礼》郑玄注曰：“征，成也，使使者纳币以成昏礼。”《礼记·昏义》孔颖达疏曰：“纳征者，纳聘财也。征，成也。先纳聘财，而后昏成。”从字义上看，由与纳吉相关的“定”或与纳征相关的“成”，均可推导出约定达成之意。陈顾远兼采两说的观点也是本此而来。

　　从“六礼”的整体和本义考察，“纳征说”更为可取。定婚是否完成，要从其效力上判断。古代定婚的效力是婚约成立，任何一方都不可无故悔约。《仪礼·士昏礼》贾公彦疏曰：“言纳者，恐女氏不受，若春秋纳纳之义。……纳征言纳者，纳币帛则昏礼成，复恐女家不受，故更云纳也。请期、亲迎不言纳者，纳币则昏礼已成，女家不得移改，故皆不言纳也。”据此，纳吉使“昏姻之事于是定”，应是指男家的求婚获得女家同意，婚约已经订立，但尚未生效，并非不可更改，只有在纳征之后，约定的生效要件达成，才不得反悔。此外，陈顾远认为古代法律上具有定婚效力的婚书在纳吉一节形成，有待商榷。郭松义、定宜庄在《清代民间婚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中指出，可以作为法律凭据的婚书，“从我们所见各种案例依据的婚书来看，应该是纳征之时交换的定帖，一旦交换了定帖，婚姻就算最后成立”，亦可从礼的实际运行角度证成纳征说。

　　以上分析表明，判断三种观点何者成立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纳吉使“昏姻之事于是定”之“定”与纳征使“昏成”之“成”。另有一种解释，如周阿求在《民国时期婚约法律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中主张纳吉说，并将纳吉使“昏姻之事于是定”理解为定婚，纳征使“昏成”理解为与成婚对应。这一解释不能成立。亲迎之后方是成婚，若将“成”理解为与成婚对应，则无法解释亲迎这一环节的意义。因此，“成”所针对的应只是将结亲之事确定下来的定婚之礼。以今日观点看来，若古代婚姻成立分为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则此处所“成”的是婚姻的实质要件。

　　至于婚姻为何在已因纳吉而“定”之后，尚需纳征方“成”，须从古代婚姻之礼的意义及纳征在其中的作用两方面考察。

　　首先，若从婚姻之礼的效果考察，则只分定婚与成婚两个程序。但是，正如陈顾远在《中国婚姻史》中指出的，“古视婚姻意义深远，礼仪遂以庄重为尚，故意纡其进行之程序，藉示民情之不渎，于是六礼兴矣”。因此，定婚的整个程序应包括纳采、问名、纳吉、纳征四个环节。纳吉是其中正式达成合意的环节，但于礼而言，其他环节亦不可缺少，纳采、问名是前行之礼，纳征是后续之礼，全部完成，定婚之礼方可谓圆满。

　　其次，纳征意义重大。《礼记·内则》曰：“聘则为妻，奔则为妾。”《礼记·曲礼》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聘、币均是纳征内容，之所以如此重要，正如《礼记·坊记》所说：“故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恐男女之无别也。”由此可知，依照礼制，男方向女方行聘，是正式婚姻区别于男女苟合的重要标志。无聘则婚姻不合乎礼，就礼的标准而言，这样的婚姻不能成立。纳聘有此重要性，定婚又是古代婚姻成立的实质要件，缺少纳聘一节，此要件显然难谓成立。

　　综上所述，关于定婚完成的节点，纳吉说与纳征说各有依据，虽不全然矛盾，但不可孤立看待。从“六礼”整体考察，纳征说更切合古代婚姻之礼的本义。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