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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发展应避免游戏产业“抢道”
2023-01-1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1月19日总第2576期 作者:潘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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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产业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产业环境更加健康清朗。当前,文化产业在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下释放出更大创新活力和发展势能,但存在网络游戏(包括电竞)等细分门类“抢道”发展的问题,不利于文化产业生态平衡。基于此,应着力引导核心要素合理配置,增强各类文化市场主体的社会责任,优化推动文化产业更平衡更充分发展的政策供给体系。

  游戏产业“抢道”发展不利于文化产业生态平衡

  文化产业结构失衡、要素错配是价值失序的重要根源。资本、人才、技术等核心资源向游戏产业过度集中,已然对传统文化产业及其市场主体产生“旅鼠效应”,弱化了主流价值引领和思想凝聚的现实基础。当前,游戏产业“抢道”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游戏产业市场集中度过高,中小游戏公司高质量创新受限。当前,游戏产业总体呈现出“两超”格局,第一大游戏公司占国内游戏市场份额近60%,是第二位的近3倍。然而,头部游戏企业的盈利模式日益对我国游戏产业乃至整个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创新形成抑制作用,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1.资本运作钳制中小游戏企业自主创新。近两年来,头部游戏企业投资同行企业的数量和金额均急剧攀升,对中小游戏企业的影响力和控制力日益加大,对游戏产业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造成不良影响。2.“粉丝氪金”模式抑制高品质原创游戏开发动力。氪金模式的盈利点主要在诱导点卡、时装、皮肤、战力等消费,付费意愿比例最高的是未成年人和女性用户。例如一些热门网游的玩家,小学生占比偏高,在“双减”政策之下,个别引进游戏仍以“游戏编程课”等名义打教育“擦边球”,引导未成年人玩网游。氪金模式的弊端大致有二:一是比“买断制”3A游戏有更强的成瘾性;二是降低了高品质原创游戏的开发动力。此外,在文化产业“泛娱乐化”问题被整治之后,某头部游戏企业又将“粉丝经济”模式从传统流量明星复制至电竞战队/选手,形成更加圈层化的“粉丝氪金”模式。3.游戏产业对传统文化产业的“覆盖力”日益增强。头部游戏企业背靠平台资源,具备引导整个文化产业发展走向的要素条件。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游戏产业与其他细分行业的融合日益加深,悄然改变了传统文化产业的底层逻辑和发展形态。例如,头部游戏企业以其资本和技术优势,积极布局与文化文物单位开展项目合作,在文化“两创”的过程中植入游戏元素乃至其游戏IP,随着对经典人物形象的游戏化重塑越来越普遍,游戏化叙事架空中华文化精神内核的风险也相应增大。必须指出,文化数字化不等于文化游戏化,并非所有精神文化内容都适合转化为游戏产品。

  第二,网游“竞技化”转型加剧文化产业结构失衡和价值失序。2018年以来,在版号控制和防沉迷的强监管之下,游戏产业规制取得显著成效。然而,资本为了寻找游戏产业扩张的价值合法性,持续推动网游电竞化、电竞体育化转型。2022年杭州亚运会中网络游戏成为比赛正式项目之一。借此,近两年电竞产业遍地开花,成为刺激地方经济发展的“优势”产业,部分省市还激烈争夺“电竞之都”的称号。头部游戏企业成为各地争抢的“香饽饽”,在各地获得了人才、资金、税收、出入境、赛事审批、对外传播等大量政策支持,不断吸纳核心资源要素向游戏和电竞产业集中。2022年4月以来,游戏版号恢复发放,支持政策相继出台,游戏产业开启新一轮高速增长,其“抢道”发展加剧文化产业结构失衡的风险。

  第三,政企校合力追捧“元宇宙(游戏)”与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形成模式竞争。2021年以来,美股市场上炒热的“元宇宙”游戏概念股开始在我国产学研领域受到热烈追捧,不仅正面阐释渐成主流,而且多地政府将其写入“十四五”专项规划,高调宣布发展“元宇宙”和NFT,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存在方向性偏差和实质性竞争。必须指出,“元宇宙”并非一个统合性的数字技术概念,而是一种基于游戏产业重构下一代互联网的资本逻辑及其商业模式。值得肯定的是,目前绝大部分国有文化企业没有跟风炒作“元宇宙”,而是积极推进数字技术赋能文化“新基建”建设,特别是基于全国有线电视网的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着力在中华优秀文化“两创”的关键点上取得突破,以数字化弥合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业态之间、门类之间、事企之间的分割和差距,促推文化产业结构和要素配置更加合理。但是,受制于本位主义和资本市场投机炒作,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面临多重困难和挑战。

  优化文化产业生态系统亟须增强政策供给的总体性

  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必须与促进人的发展高度统一起来,特别是要营造有益于青少年身心健康、自信自强的文化环境,不能为了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放任“游戏经济学”占据文化产业主流。这就需要增强政策工具的总体控制机制和政府治理的预判能力,持续调整优化文化产业区域结构和行业结构,重塑文化市场秩序,以高价值性文化产品占领市场。

  第一,建立健全政策制定出台的总体控制机制。当前,关于促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供给充分有余、平衡不足,尤其不同部门和区域政策之间缺乏一致性和协同性,政策之间存在“零和博弈”,难以形成合力。据统计,2016—2021年,全国超过140部有关支持电竞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密集出台,其中地方综合性文件和专项文件超过90%,不仅在数量上史无前例,而且与中央对文化产业发展的价值定位产生较大张力。特别是政策供给“重扶持、轻约束”“重局部、轻总体”,各地将财税、用地、人才等核心资源集中于扶持本地电竞产业强势发展,将进一步加剧文化产业同质化竞争、资源浪费和要素错配,不利于我国城乡文化产业平衡充分发展。当前,亟须建立健全文化产业政策制定出台的总体控制机制,严把政策出口,着力加强扶持政策与规制政策之间的一致性、协同性和均衡性。

  第二,增强政府治理的预判能力,着力调整优化文化产业结构。尽管头部游戏企业已经多次受到反垄断行政处罚,但仍然持续推动文化市场集中,限制竞争对手、损害消费者利益。从“粉丝经济”“游戏氪金”到“粉丝氪金”,可以看到头部游戏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诱导青少年非理性消费的商业模式层出不穷,不仅遏制文化产业高质量创新动力,而且加重国家财政用于引导和重塑文化市场秩序的成本负担。当前,亟须提高政府治理的预判能力和宏观把控能力,从整体维度优化文化资源区域结构和行业结构的顶层设计,引导文化要素优化配置。尤其对文化产业新业态发展走向要及时调查、分析和研判,变“事后规范”为“事前约束”,加强和完善规制类政策体系,主动对接全国统一大市场,为资本设置好“红绿灯”,使市场主体认清方向和边界。

  第三,引导各类市场主体履行社会责任,提高文化产品价值含量。文化产业既有意识形态属性,又有市场属性,其意识形态属性是本质属性。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引领,对资本介入文化生产的价值双面性始终保持审慎。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角度而言,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最终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有效途径就是提高文化产品的价值含量。在国有文化企业社会效益考核方面,当前出版、文艺、影视等行业的社会效益量化评价考核指标体系,设置了导向管理一票否决的底线制度,考核内容主要聚焦于主责主业和社会反响,对文化产品的价值含量缺乏考量,亟须优化社会效益考核评价的指标体系设计,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含于内容产品的要求得到实化深化;对于民营文化企业,既要加强政策约束,也要积极引导,充分利用政府投资基金的杠杆作用。我国有6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都在乡村地区,很多乡村手艺人实际上都可以转化为优秀文化生产的人才要素。应积极发挥中国文化产业投资母基金的带动作用,引导资本和企业将业态创新的方向深入乡村,探索适宜的合作模式,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共同挖掘农耕文明的精神宝藏,以源源不断的优秀文化产品替代低价值含量的游戏娱乐产品。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责任编辑:崔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