亢楠楠(生态文明研究所)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重要理念,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叙事逻辑。它超越了发展与保护二元对立的传统思维,深刻揭示了两者之间的内在统一性。历经二十年,这一理念已从地方性探索深化为国家整体战略,不断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坚实基础。当前,中国正以其在绿色转型、环境治理、生态保护及利用方面的显著成就,向世界展现出一条经济增长与生态改善并行不悖的创新发展路径。
以生态文明体制机制
筑牢经济绿色转型基底
自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发展总体布局以来,“两山”理念深刻融入发展实践,推动我国经济理念发生了深刻变革。在这一战略指引下,生态文明制度体系逐渐系统完备,不仅重塑着生态环境保护格局,而且驱动经济发展方式向绿色低碳转型。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作出全新部署,这套日益成熟的制度体系也将持续释放绿色发展动能。
在顶层设计层面,生态文明制度创新为经济发展构建了稳定的政策环境。《生态环境法典》的编纂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进入系统集成新阶段。“十四五”期间累计制定、修订的绿色发展有关标准,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与新型产业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技术指引。“双碳”“1+N”政策体系与美丽中国系列政策陆续出台,将绿色低碳要求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引导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向绿色低碳领域集聚。特别是《长江保护法》《黄河保护法》的实施,带动探索出一种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范式。
在体制机制方面,治理体系与市场工具共同发力,激发了经济绿色转型的内生动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构建起“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大环保格局,倒逼地方淘汰落后产能,为优质产业发展腾出空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立,将环境成本转化为企业生产成本,通过市场机制引导资源优化配置。
以资源环境约束
塑造经济发展新质态
中国以“两山”理念为指引,突破传统增长模式的路径依赖,将生态要素全面融入经济体系,通过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为经济转型升级开辟新路径,塑造出以“质效双升”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新形态。
当前,我国正积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产业与能源体系双重变革的推动下,资源环境约束有效转化为产业结构优化与能源结构清洁化的内在动力。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成为出口新增长点,2025年上半年出口同比增长12.7%,彰显出“中国制造”在全球绿色市场的强劲竞争力。钢铁、水泥等传统产业通过技术创新实现绿色转型,推动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能源结构方面,中国构建了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2024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升至19.8%,2025年一季度风电光伏装机容量历史性超越火电。新能源汽车销售量连续9年位居全球第一,带动锂电池回收、智能电网等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展。
同时,资源利用效率的持续提升进一步筑牢了中国绿色经济的坚实基础。2024年,我国单位GDP能耗较“十三五”末下降11.6%,主要资源产出率提升约12%,成为全球能耗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随着全面节约战略和循环经济模式的深入实施,我国逐步构建起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现代化经济体系。2022—2024年,环保产业年营业收入规模连续三年超2.2万亿元,正加速成长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以生态环境保护修复
提升经济永续发展承载力
中国将生态环境保护修复视为积蓄长远发展动能的战略投资,通过系统性的生态治理与高水平的环境保护,不仅重塑了山河面貌,更显著提升了经济发展的环境容量与资源基底,为经济社会的永续发展注入了强劲韧性。
大规模国土绿化与生态系统修复正在产生显著的经济外溢效应。国家重大生态工程,如“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攻坚战,不仅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更探索出“光伏+治沙”、林果经济等多元化产业发展模式,将生态治理痛点转化为经济增长点。同时,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加快构建,使全国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国家重点野生动植物种群得到有效保护,为生物多样性经济、生态旅游和自然教育等新兴业态提供了优越载体。森林覆盖率持续提升至25.09%,意味着碳汇能力的增强和生态资产的增值,直接奠定了绿色低碳发展的自然基础。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直接提升了经济发展的环境要素质量与区域竞争力。通过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2024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PM2.5平均浓度降至29.3微克/立方米,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超过90%。整体环境质量的跃升增进了居民健康保障和民生福祉,更增强了对高端人才、高新技术产业的吸引力。生态治理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高端制造、生物医药、旅游康养等环境敏感型产业拓展广阔发展空间,真正将“绿水青山”转化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金山银山”。
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构建自然资本增值新体系
“两山”理念突破了仅从生态学看“绿水青山”的局限,通过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为自然资本的价值显化与增值开辟了制度性道路。这一变革破解了长期以来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对立的困境,使优质生态从潜在财富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形成了“保护者受益、使用者付费”的良性循环,为区域协调发展注入新动能。
在制度设计与市场培育层面,中国构建了多层次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跨省流域横向生态补偿等政府主导机制,重要生态功能区的保护贡献得到经济回报。2013—2023年,中央财政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累计投入近7900亿元,有效激发了地方保护生态和绿色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时,市场驱动机制不断成熟,绿色信贷余额截至2024年末已达36.6万亿元,绿色债券累计发行超4.1万亿元,碳汇交易、水权交易等新型环境权益工具的应用,推动“资源—资产—资本”的转化通道更加顺畅。
在产业融合与品牌建设方面,生态优势正通过市场化路径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全国各地依托优质生态本底,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旅游和康养产业,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绿色品牌体系。截至2024年,全国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和名特优新农产品登记总数达8.18万个,15个中国村庄入选联合国“最佳旅游乡村”。在浙江安吉,通过建立系统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与交易机制,2024年实现直接分红8.52亿元,覆盖约91%的行政村(农村社区)。这些实践表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不仅直接提升了农民收入,更培育出一批具有持续竞争力的绿色产业,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开辟了新赛道。
聚焦人民福祉需求
释放普惠共享的经济红利
中国推进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生态环境改善与民生福祉提升紧密结合,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公平、更充分地惠及全体人民。这一过程不仅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更通过培育绿色产业、创新收益分享机制,在就业、收入与消费等多个维度释放出实实在在的经济红利。
在新能源汽车、光伏制造、节能环保、资源循环利用等新兴领域,产业链的延伸与壮大吸纳了从研发设计、智能制造到技术服务的多层次人才。与此同时,传统产业的绿色化改造同步释放出新的职业空间,环保设备运维、碳核算核查等新型技术岗位需求显著增加。在广大乡村地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更成为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重要推动力。
在消费端,环境质量的整体改善与绿色生活方式的普及,共同构筑了经济内循环的新支点。随着蓝天、碧水、净土成为常态,公众的健康保障与生活品质显著提升。而绿色消费市场的快速崛起,则直接拉动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节能家电广泛使用、二手商品交易活跃,不仅反映了公众环保意识的觉醒,更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内需市场,反向激励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与产品升级。这种由全民参与的绿色消费潮流,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而深厚的内部动力,生动诠释了“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也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深刻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