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美国研究始登庙堂，贵为学问，主要是因为国门初开，国家现代化事业需要以美国为重要参照系数，而美国无疑也是影响中国和平发展的最大外部变量之一。40年后的当下，中美关系已步入深度互联、利益交织且竞争加剧的新时代。而作为一项副产品，中美两国对彼此研究的资源投入、专业范畴、互动程度以及社会影响力也远非昔日可比。在中国，美国仍是人们心中挥之不去、难以回避的关注对象，有关美国的学理解读或镜像描述有如大水漫灌，充盈于学术和政策研究的各个领域。从这一意义上，说美国研究是一门基于大需求、大市场的“大学问”似不为过。

　　然而，“大有大的难处”。美国研究历经起伏兴替，已站在新的起点，正面临新的挑战。在2018年中华美国学会年会上，一位资深学者感叹，30多年前，他曾寄望后代学人解决的若干问题至今未能得到改观，譬如美国研究多偏重外交、安全等“高政治”议题，忽略经济、社会等“低政治”议题。再如，各类研究之间长期存在有分无合的“分散化”倾向，在重大节点上难以形成对美国的全面和扎实的认识，一再出现预测失准、时效滞后、对策成为“马后炮”等尴尬现象……

　　问题当然不止于此，而关键除了反思，更在于行动。美国研究至少要从三个维度加快改革，与时俱进。

　　首先，要牢固树立“打基础”意识，通过调整评价标准、评奖比例、拨款和刊文等资源配置手段，对涉及美国的内情研究、系统研究推出激励导向，促进相关专业人员的差异化分工和多元化发展，避免过多的人才拥挤于中美关系这个“独木桥”。目前，国内美国研究队伍正处于代际转换的重要时刻，新一代学人能否在功利诱惑、业内竞争等压力之下实现对学术初心的集体性回归，将有赖于业界不断创设对基础研究的各类特殊关照措施。下一步，从事美国研究的各相关机构代表应该坐在一起，就如何联手推动美国问题的基础研究展开深入讨论，达成共识。

　　其次，要着力软化“学科边界”，在提升各方研究“互联互通”水平的同时，拓展美国研究的“新边疆”。在国际政治视角下，美国当属“守成大国”，而就科技发展的现实而言，美国凭借其制度和人才的优势，仍不失为世界第一的“创新型国家”。研究美国，不仅要看其“存量”实力，更需要从全球竞争的维度观察分析其“增量”空间和潜在影响，需要从人类的整体性发展安全、未来秩序归置、道德和法理演进等长远利益做出前瞻性和建设性思考。这就要求我们大力推动关涉当代美国及全球重大变革传统学科与新兴学科、交叉学科之间的融合发展，使之成为美国研究的创新来源和重要突破点。

　　再者，要打通“美国学”与“中国学”“全球学”之间的屏障。在40年的学科发展过程中，美国研究“独上高楼”，多时缺乏他者映照，被笼罩在“特殊/例外国家”的光环之下。事实上，美国既参与创造了这段历史，也深受其影响和冲击，毕竟“历史是世界各部分持续互动的产物”。然而，不少研究者在“入门”之后，容易孤立地观察和评估美国的内外环境变化，相应地低估中国等新兴战略力量的地位和作用，进而忽略已然到来的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意义。可以预见，受力于国际战略格局变迁的美国研究将更多地采纳国际比较的方法，或基于大数据推算的趋势预测方法，诸如大国战略博弈、核武器及常规军备竞赛、地区热点冲突等传统研究重点将更多地被技术经济竞争、诸边贸易规则、全球环境和公共卫生灾难、非法移民管控等新议题所取代。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