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15日，29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齐聚北京，出席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这些高级别外宾中，包括了土耳其、西班牙、印度尼西亚、波兰、阿根廷、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多个地区大国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地区大国指的是那些虽然没有世界性大国那样超众的实力和影响力，但却能够在局部议题和领域中扮演“出类拔萃”角色的国家。由于“一带一路”沿线除俄罗斯、印度外绝大多数是中小国家，因此，相比普通中小国家更具地缘统合力和政治关联度的地区大国，自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扮演着独具一格、非同一般的角色。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初衷是与沿线各国寻求利益最佳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其核心内涵之一就是打造现代版的互联互通蓝图。“一带一路”致力于加快沿线国家和相关地区的互联互通建设，具体分解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个方面。此五个方面作为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统一整体，切不可割裂开来，故而在推进“五通”布局时需要综合全面统筹考虑。细加审视可见，地区大国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整体实施、齐头并进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政策沟通方面，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无论是社情政体，还是价值理念和经济发展程度都不一致，其中甚至还包括世界安全形势的高风险地区和对中国怀有一定战略疑虑的国家。因此，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流沟通，做好深化“一带一路”知名度、认同感的增信释疑和宣传推介工作，就直接决定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最终成败和得失收益。从现实状况看，地区大国拥护支持“一带一路”的意识和愿望比较积极强烈，大多数地区大国都出台对接响应“一带一路”的政策规划，一些地区大国还与中方签订了具有法律同等效力的合作议定书和纲要性文件。比如，澳大利亚的“北部大开发计划”就与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具有同台共架的潜质，波兰政府认为“琥珀之路”与“一带一路”有机对接的合作空间较大，伊朗还特别为“一带一路”成立跨部门联络委员会，埃及、沙特、巴基斯坦、西班牙等国也同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装备与产能合作等领域签署多份合作协定。
设施联通方面，地区大国基本上扼守着战略要冲之地和关键运输通道，发挥着别国无法替代的地缘角色。如埃及的苏伊士运河、伊朗与世界能源“阀门”霍尔木兹海峡、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等等，此外，土耳其扮演着连接欧亚的区域性过境转运中心角色。由于“一带一路”项目覆盖国家和地区众多，工程量大、投资风险相对较高，也不乏海外投资项目中途冻结搁浅的前车之鉴。因而，“一带一路”建设应遵循“点面结合、全线拓展”的思路，先从双边或单个项目做起，集中精力做好几个有代表性的大项目，然后再逐步向次区域国家和多边领域推展延伸。以地区大国为支点和抓手推动设施联通建设，有助于“一带一路”形成平面向量延展和立体矢量拉伸的基础设施网络。
事实上，基于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验和技术积累，相比“一带一路”沿线绝大多数国家，中国已居于国际产业链分工的上游高端，与一般发展中国家进行产能接续转移合作存在一定的结构性“代差”。而地区大国相比周边邻国的基础设施的承载能力和工业制品的生产水平、配套体系的齐备程度更高，承接中国产业移植的适应性和协同力更强，并且具有人口稠密、市场广阔的特点。因而，无论是从先天禀赋还是后发优势角度讲，地区大国对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和工业产品的需求较大。
在本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联合公报中，包含了土耳其提出的“中间走廊”合作倡议在内的推动铁路、港口、海上和内河运输、能源管道、海底电缆、通信光纤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内容。在峰会期间签署的成果文件中，还包括中国电信企业参与“数字哈萨克斯坦2020”规划、中国政府与土耳其、巴基斯坦签订的交通运输领域框架协议等合作内容，足见地区大国的地缘价值和区位优势在促进设施联通方面的地位和分量。
贸易畅通方面，地区大国于所在区域扮演着经济合作领头羊和发动机角色，如东盟共同体中的印度尼西亚，海湾合作委员会里的沙特阿拉伯，维谢格拉德集团中的波兰等。中国增强与地区大国在共建商贸物流示范区、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方面的磋商合作，能够提升“一带一路”建设中与相应地区国家和多边组织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并且，中国携手地区大国有针对性地联合开发相应地区的第三方市场，形成中国—地区大国—地区相关国家逐次递进的合作模式，也是消除投资、贸易壁垒和优化营商环境的高效手段。例如，要想将中国与中东欧“16+1”合作打造成“一带一路”倡议融入欧洲经济圈的重要“接口”，就需要深挖波兰作为区域中心对邻国能够提供的优惠政策和便利服务。而中国—海合会自贸区谈判中，沙特阿拉伯扮演的角色也非常关键。
资金融通方面，地区大国大多具有相对雄厚的资金储备和稳定的货币信用体系，能够部分承担区域性金融中心职能，其本国货币在相邻国家是主要支付方式之一的“硬通货”。加强同地区大国在金融业务领域合作，对“一带一路”破除融资难、贷款贵的瓶颈具有较大裨益和助力。从现实情况看，中国金融机构与地区大国金融部门开展业务合作比较顺利，地区大国也都想在“一带一路”融资合作中发挥积极主动的作用，在亚投行的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中，伊朗、沙特、印尼、埃及、波兰、土耳其、西班牙等地区大国几乎都包括在内。在本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金融合作方面的成果清单中，来自地区大国的金融机构占据了相当比例。如沙特阿拉伯发展基金、土耳其实业银行、土耳其担保银行、巴基斯坦联合银行、印尼投资协调委员会、波兰投资贸易局、埃及投资和国际合作部、伊朗中央银行、伊朗财政与经济事务部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签署框架合作协议，土耳其农业银行、伊朗商业银行、埃及银行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签署股权认购协议。
民心相通方面，地区大国在其周边地域内具有较强的文化吸引力和制度向心力，在“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建设中可以起到相当的示范带头和表率引领作用，对“一带一路”各国民众加强彼此了解、增进相互合作，能够起到“以点带面、由点及片”的作用。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人文基础，要真正建成“一带一路”，要想使“一带一路”建设顺利推进，必须在沿线国家民众中形成一个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人文格局和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地区大国一般具有较强的地域代表性和组织动员力，中国与地区大国进行“一带一路”的民间沟通，又很容易传递到与其同属一个政治或文明世系的国家中间，进而影响、带动相关国家民众对“一带一路”原则宗旨和目标任务的认知评判。此外，许多地区大国都是文明古国或者拥有独特灿烂文化，如埃及（尼罗河文明）、伊朗（波斯文明）、巴基斯坦（印度河文明）、沙特阿拉伯（伊斯兰教发源地）。中国作为黄河、长江流域文明和东方儒家文化的代表，与地区大国开展“一带一路”文明对话活动，既是一种对甚嚣尘上的“文明冲突论”说不的姿态立场，也是向全球表达“一带一路”倡导和推崇不同文明间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只有内涵特色之别的观点主张。
综上可知，在做好“一带一路”点面结合的文章上，地区大国在参与和推动“一带一路”全面畅通方面没有明显的短板弱项，与中国互联互通的总体水平相对较高，将其作为“一带一路”建设合作的优先考虑对象，应该说是比较科学、合理和稳妥的。以地区大国作为五通合作的重点国家和主要伙伴，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形成核心区和拓展区的梯次布局，既可以促成特色优质产品的集约高效运用，又能够有效避免出现分工内耗、重复建设的问题，进而降低“一带一路”实施中的机会成本和风险概率。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