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5月25日下午，“理论方法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系列讲座”在京开讲。讲座由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伯重主讲，题目为“经济史：理论、方法与创新”，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古代经济史研究室负责人张国旺主持讲座。
李伯重围绕“为什么要学习经济史”“经济史与经济史学”“经济史学研究什么”“经济史学的前世今生”“怎样学习经济史”五个板块，分别就经济史研究的意义、学科属性、研究对象、学科演变与研究方法，展开了一场兼具理论深度、思想广度与学术前瞻性的分享。
中国今日的经济崛起是长期历史积淀的结果。面对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与挑战，需要回到历史，才能更好地把握前进方向。围绕经济史研究的意义，李伯重结合不同学者的观点进行了阐释。帕金斯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与中国特色根植于长期历史传统；舒曼提出，当代中国经济崛起并非突兀的奇迹，而是历史常态的复归；罗澜、史景迁等学者也主张从中国历史传统中寻找现实发展的启示。
围绕经济史与经济史学的关系，李伯重介绍，西方学术界对经济史概念始终缺乏统一而清晰的界定，而中国的经济史不仅涵盖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史，也纳入了社会史的内容，形成了社会经济史这一独特研究范畴。吴承明提出，经济史是过去的经济实践，而经济史学则是专门研究过去人们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活动的学问。就不同学者的具体观点而言，恩格斯从物质生活资料生产出发，阐明经济的基础性作用；希克斯与海尔布罗纳将人类经济运行划分为习俗、指令与市场三种模式；费维凯则区分了广泛性增长、斯密型增长与库兹涅茨型增长三种经济成长形态。钱穆将农业经济划分为生产、农村与农民三个维度，据此分析中西农业经济及城乡关系的差异；李丹则强调，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不同学者在诸多问题上往往持有截然不同的见解。
谈及经济史学的发展脉络，李伯重介绍，中国以《史记》与《汉书·食货志》开启了“食货之学”传统，西方经济史则可追溯至色诺芬的家政学思想。经济史学于19世纪中后期在英国逐渐形成独立学科，并在兰克实证史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发展的基础上逐步确立学科体系。此后，英、德、美等国高校陆续设立经济史相关教席与学术团体，进一步推动其学科化发展。20世纪后，马克思主义史学、法国年鉴学派与计量经济史成为国际史学界最具影响力的三大潮流。“新经济史革命”推动量化方法广泛进入经济史研究，并引发关于模型与事实、方法与价值关系的讨论。古德里奇、索洛、克里吉等学者均对计量转向进行了反思。
在研究方法方面，李伯重强调，经济史研究应以史料考据为基础，同时积极借鉴社会科学理论与研究方法。他以吴承明、李丹、巴勒克拉夫等人的观点为例，阐释了研究方法多元化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单纯依赖史料考据或主观推理，难以保证研究结论的科学性，研究应更加注重多重因素之间的关联分析。以宋代江南农业经济研究为例，李伯重提出，以往学术界可能高估了当时水稻亩产水平。通过比较古今产量、分析劳动生产率以及粮食供需关系，他认为相关估值脱离实际生产条件，并提出从消费、赋税、耕地面积等因素倒推亩产的研究路径。
李伯重表示，学术创新应建立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之上，新思想与新创意是推动经济史发展的重要动力。学者既要具备国际视野，重视中西比较，积极融入国际主流学术体系，从中吸收有益学术资源；也要突破西方理论局限，修正其中不适宜的部分，审慎对待常识性问题，立足历史实际进行客观分析，走自主创新之路。
来自古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边疆研究所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师生参与讨论。与会人员围绕中国传统市场特性、近年来经济史研究风格、史料中的数据考证、经济学理论与史料适用性、古代海洋史研究范畴以及明清至民国时期江南经济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讲座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古代经济史研究室、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中心共同举办。（黄一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