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4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以下简称“民文所”）第53期民文沙龙在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民文所研究员朝戈金应邀主讲“口头文学研究的晚近走势”。民文所党委书记徐文华，副所长安德明，纪委书记、副所长李初雨出席活动。
讲座从民间文艺学的起源出发，朝戈金认为，1835年，格林兄弟首次将民间故事、传说和神话予以系统区分，奠定了民间文学作为学科的基本谱系。19世纪中叶，“folklore”（民俗）一词作为学术术语出现，并迅速传播至欧洲和北美，形成“眼光向下，关注民间”的整体学术趋势。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北欧国家在民族国家构建的语境下，将民俗学作为民族认同的基础性工具，通过设立大学教席、博物馆、档案馆以及收集大量手抄资料等系统推进民俗学建设，形成了民俗学发展的独特景观。同时，北欧学者们通过《民间文学工作者协会通报》等跨国网络扩大学术影响力。芬兰克隆父子提出的“历史—地理方法”，阿尔奈、汤普森的《故事类型索引》（即AT分类法）等研究方法，不仅推动了民俗学的系统化进展，也体现了这一领域对民间文艺学的全力拥抱。
随后，朝戈金介绍了口头程式理论的创立与发展。20世纪上半叶，米尔曼·帕里从语言与结构角度质疑荷马为“天才诗人”的观点，认为荷马史诗源于长期积淀的口头传统。此后，他与学生艾伯特·洛德在南斯拉夫田野调查的印证下提出了“口头程式理论”，并以《故事的歌手》的出版，彻底改变了古典文学中对荷马史诗等文本的传统理解。朝戈金表示，帕里是理论的设计者与奠基者，洛德则是实践与推广者。洛德的学生约翰·迈尔斯·弗里进一步对口头程式理论进行了深化，试图修正早期理论对结构分析的过度依赖，强调口头文学的美学维度和意义生成机制，其贡献体现在《内在性艺术》和《故事演述中的歌手》两部著作中。弗里用“隐含的受众”替代“隐含读者”，提出“传统指涉性”，以说明演述与受众之间“予取予与”的审美经验。朝戈金认为，口头诗歌不只是一个文本，更是一个事件。歌手并非创作一个“完整”的文本，这是书写文化与口头文化在文本观上的巨大差别。口头文本的开放性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其与社会生活有广泛而具体的联系，二是其意义的生成依赖于现场的阐释。故而，口头传统的结构蕴含着丰富的意义潜能。
讲座最后，朝戈金回顾了中国民间文学发展以及口头诗学研究与转向。中国民间文学的学科化始于20世纪50年代，早期以“劳动人民口头创作”命名。80年代后，随《民间文学概论》等教材体系的建立，逐步实现了材料的整理与学科的规范化。八九十年代后，随着《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故事的歌手》《荷马诸问题》等口头传统理论的译介与吸收，中国学者开始关注“口头传统”在本土语境下的意义转化。同时。民文所的几代研究者与哈佛大学古典学系、芬兰文学馆建立了长期学术交流，并结合中国口头传统进行本土化实践，推动“口头传统—口头文学—口头诗学”的研究路径延展。朝戈金表示，中国的口头诗学研究希望在更大意义上与书面诗学共同构造一个完整的诗学，应包括书写与口头、古今、中西、艺文之间的维度。未来，中国口头诗学应在与书面诗学的协商互动下，通过推动构建具有中国气派的民间文艺理论体系，推动国际民间文艺学的发展。
安德明在总结中表示，对于学术的认识要放在广阔的世界学术背景和长远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加以体会。同时，应注重学术传统对理论方法推进的重要意义。在理解研究对象时，要注意局部和整体的关系。
所内有关研究人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相关专业研究生等参加活动，并就全观诗学、口头性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周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