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记者王春燕）11月30日，2024年中国社会学会消费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冬季论坛在京召开。本届论坛主题为“生活品质与消费新动能”。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省委党校、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等科研院所，以及北京大学、东南大学、上海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高校的学者参加会议，并就当前消费社会学领域的热点话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通过文献梳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能发现，社会科学对闲暇的研究首先是从历史视角出发，把闲暇作为现代性成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看待，对特定时段和空间内的休闲、爱好或集体性娱乐活动进行描摹，对标志性事件加以记述。从社会学视角看，闲暇既有强结构性的一面（闲暇再生产了资本主义利润生产必需的劳动力，是生产/工作的延续），又有强能动性的一面（闲暇也是脱嵌的人们走向自我发现和意义生产之路）。在当代，闲暇的这一双重属性再次交错在一起：人们通过把爱好转化为生计，再生产出一个真实、可接受的自我。刘能表示，未来，他将围绕“自主性”和“自我效能”这两个核心概念对闲暇做一些访谈研究。
东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宁简要概括了韦伯、坎贝尔、费孝通对劳动者是否以及如何摆脱经济传统主义的解释逻辑，提出坎贝尔的浪漫主义消费伦理在解释当代中国劳动量过度供给现象时的局限性，中国劳动者的劳动量过度供给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是儒家二元消费伦理驱动的研究假设。他认为，中国是二元消费、劳动量过度供给，物质消费重于闲暇消费。这一切的文化根源是儒家二元消费伦理。他还具体介绍了儒家社会中的项目性消费、储蓄偏好与劳动量供给，分析了机会结构、家庭消费项目标准与消费张力，阐述了社会流动与家庭消费项目标准的动态提升。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消费现代化是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消费与文化社会学研究室主任朱迪从新发展社会学、消费结构转型、消费结构优化、文化传导解释链、消费系统现代化与消费现代化等角度出发，梳理了国内学者在消费现代化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她还阐述了中国消费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即改革开放之前的满足基本生活需要阶段、改革开放到2012年的居民消费快速增长阶段、2012年至今的居民消费高质量发展阶段，并对我国近30年来消费结构转型进行了实证数据分析，在此基础上尝试建构一个消费现代化和高质量消费指标体系。“高质量消费应是消费数量与质量同时增长，应均衡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既适应当下又具有前瞻性，引导培养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形成与社会、生态环境动态平衡的消费和生活方式。”
“文化新质生产力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文化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二是新质生产力在文化领域的发展和样态。”浙江省委党校社会学文化学教研部主任林晓珊认为，文化新质生产力深刻改变了文化生产和消费方式，提升了文化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的质量与效能，极大激发了劳动、知识、技术等文化生产要素的活力，提高了文化领域的创新创造水平和新型文化产品服务的供给能力，形成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的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等。研究消费新趋势，应聚焦消费主导型社会，关切消费者处境，从文化消费范畴转向消费文化结构。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张敦福报告了其与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教授詹妮弗·史密斯·马奎尔合作的关于文化中介者的研究成果。该项研究基于上海的访谈资料，借鉴布迪厄的区隔理论，聚焦文化中介者和品位制造者，探讨了文化中介者的职业特征和葡萄酒消费的文化合法性。
北京工业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赵卫华对“双减”背景下中产阶层家庭的教育消费分化问题进行了分析，通过问卷和访谈资料，总结了中产阶层课外教育消费分化的类型，从家庭资本、教育期望和亲子互动方面分析了中产阶层课外教育消费分化机制。
在介绍了托夫勒产消者概念之后，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吴金海试图对其进行社会学改造。他认为，迄今为止的消费社会学研究依然显著受制于经济学对消费概念的理解，在这一消费“霸权”概念下，消费社会学的学科独特性未能得到充分呈现。可以让改造后的产消合一和产消者概念代替曾经的消费和消费者概念，使其成为凸显消费社会学研究独特性的一个重要概念工具，进一步推动消费社会学学科发展。
本届论坛设置了三个平行论坛，就消费与劳动、青年新兴消费文化、文化消费与文化自信、消费社会学理论构建以及数字平台、技术与消费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本届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东南大学人文学院、上海大学社会学院、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主办，中国社会学会消费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消费与文化社会学研究室、《社会学研究》编辑部、《浙江学刊》编辑部、《青年研究》编辑部承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