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运祜系统梳理了1840—1945年近百年中日关系的历史演进过程，认为中日关系可以甲午战争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共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840—1894）是近代中日关系的建立与发展时期。中日两国关系源远流长，友好交往曾是主流，但在走入近代以后，两国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日本进犯中国台湾、吞并琉球、侵犯朝鲜等行为，导致中日矛盾愈发激化。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使中日关系进入第二阶段，日本借助《马关条约》及改订新约，不仅获得了大量在华特权，还窃取了中国钓鱼岛，侵占台湾并开启殖民统治。甲午战争标志着近代中日关系发生了“逆转”，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民族意识空前觉醒；日本迅速发展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强国，远东的国际格局发生了重大改变。第三阶段（1895—1931）是日本侵华加剧与中日关系恶化阶段。这一时期日本侵华动作频频，包括参加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发动日俄战争与侵占辽东，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出兵山东与提出“二十一条”，制造“满蒙问题”、皇姑屯事件与三次出兵山东等，导致中日关系逐步恶化，最终走向了第二次侵华战争。第四阶段（1931—1945）是日本侵华与中国抗战时期。自九一八事变起，日本从局部侵华走向全面侵华乃至太平洋战争，中国从局部抗战到全面抗战并加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对中国与世界及中日关系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影响。

　　臧运祜结合自身研究及参与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经历，着重对两次中日战争进行了纵向与横向的历史比较，并指出其历史特征与时代意义，特别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意义。围绕两次中日战争的有关学术问题，臧运祜着重谈及三个方面。一是日本关于甲午战争的“司马辽太郎史观”。他认为该史观具有“两面性”特征，集中体现在对两次中日战争的不同评价，同时涉及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性质问题，对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年一代产生了深刻影响，值得我们警惕与关注。二是关于“战间期”中日关系的认识与第二次中日战争的必然性问题。臧运祜介绍了日本学界的一些不同看法，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表示，近代中日关系的历史发展进程充满了多样性和复杂性，我们对其中的必然性与偶然性、连续性与断裂性都要兼顾，不能偏重或偏废。日本学界的代表性观点，旨在否定第二次中日战争的必然性及其与第一次中日战争的连续性，这与日本的错误历史观及战争观密切相关。三是战后中日历史问题的形成与解决。臧运祜认为，战后中日历史问题的形成由多重因素导致，东京审判、战争责任、历史教科书、靖国神社等诸多问题都是不可忽视的历史与现实因素。这些问题涉及政治、民间、学术多个层面并相互交织，呈现出复杂的面相，学术层面的解决尤为重要和关键。中日仍需要继续通过共同历史研究和各种学术交流与对话，来推进历史问题的解决。

　　臧运祜还就中日关系进行了思考与展望。他认为，自1871年签订《中日修好条规》至1978年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关系史上的和平来之不易，友好弥足珍贵。对于中日关系的研究，中国学界要做到知己知彼，加强与加深对于日本的认识与研究。新时代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仍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抗日战争研究》主编杜继东主持活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金嬴、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跃斌、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马晓娟担任与谈人。三位与谈人一致认为，臧运祜教授的报告内容丰富，研究视野开阔，兼具历史与现实关怀，体现出深厚的研究功力和敏锐的学术洞察力。与会者还聚焦对战争的历史认识、战争的复杂性、抗战史研究长时段视野与现实关怀、日本国家正常化以及日本国际秩序观、对华观、国家观的历史演进与周期性变化等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

　　此次活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史研究室共同主办，来自近代史研究所及其他单位的50余位学者参加。

　　（陈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