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三校一所”经济史学沙龙近日在北京举行。此次沙龙由“三校一所”联合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和《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联合承办。来自四家主办单位及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工商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围绕“对话与跨界：作为方法的经济史”的主题，展开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伯重在视频致辞中介绍了“三校一所”经济史学沙龙的活动由来与发展。他表示，早在2008年，为了推动经济学和历史学的对话与交流，清华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联合发起首次经济史学沙龙。此后，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陆续加入，最终形成定期轮流举行的“三校一所”经济史学沙龙。十余年来，经济史学沙龙的影响力日益扩大，不断推动中国经济史学研究优良传统的传承，助推并见证新一代中青年学者的茁壮成长。他衷心期待，“三校一所”经济史学沙龙能够在未来继续发挥交流平台作用，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吸纳更多同仁，真正发展成当代中国经济史学人交流思想与展示成果的学术阵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经济史研究》主编魏众结合自身的参会经历指出，“三校一所”经济史学沙龙为老中青三代经济史学人提供了坐而论道的良好平台，让大家在相对轻松的环境氛围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实现了学术精神和治学理念的宣扬与传承。他认为，已成功延续十余年的“三校一所”经济史学沙龙，应找准定位、标榜特色、锚定高度、引领潮流，希望各主办单位能群策群力，将经济史学沙龙打造成独具特色、彰显精神高度与思想深度的品牌学术活动。
专题讨论环节分为四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南开大学教授王玉茹以“经济史研究的多学科视角”为题作学术报告。在简要阐述了经济史学科的发展历程后，她以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的研究经历为例，并引用吴承明先生关于“史无定法”的表述，认为经济史研究的深入与发展不在于追求方法和范式，而在于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与发掘。只有最适用于研究对象及所处历史阶段的方法，才是最有效的方法。清华大学教授龙登高在题为“民间能否界定产权——基于传统中国的产权理论思考”的报告中指出，一系列新的研究表明，产权并不一定要由国家界定。尽管古代中国政府有鱼鳞图册等财产登记与管理，但由于这些登记或凭证缺乏可流转性与可交易性，民间契约往往被视为产权凭证。迨至20世纪，随着近代政府向基层的渗透日益强化，中国社会逐渐形成由国家和政府界定产权的制度。北京大学教授周建波的报告题目是“从华洋义赈会看德国雷发巽式合作社在华移植——以经济思想为中心”。他认为，华洋义赈会率先将德国的雷发巽式农村信用合作制度引入中国，但在实践中却出现“中农化”现象，背离“贫富相恤”的农村信用合作理念。至于其中缘由，除购股入社的制度安排外，还在于近代中国农村缺乏现成的和雷发巽式合作社相配套的文化传统和组织网络。
在专题讨论第二阶段，魏众以“中国贫富调节思想传统：现代经济学视角的分析”为题作学术报告。他表示，贫富调节传统思想以“大同”和“小康”理想社会为典型目标，以民本思想为政治思想基础，以均平思想为政治正确，效率思想被置于均平思想的对立面，在宏观分配方面有富国和富民关系的讨论，在居民分配方面有均平思想和讲求效率的治生之学等思想传统。南京大学教授梁晨在其报告“教育环境与教育选择：中国近代女大学生群体量化研究”中，根据对民国大学生量化数据库的统计，展现了当时女大学生的地理来源、学校选择、专业选择、就业情况等方面。他认为，尽管近代中国女性接受教育并进入职场通常被视为西方思潮影响下的反传统运动，但在颠覆传统之外，中国女性在教育与职业获得的诸多层面上，并不同于效法的西方。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赵学军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的资料与方法——以‘156’项建设项目的研究为例”为题进行报告，认为尽管新中国经济史研究资料丰富、可研究问题多样、可运用的理论方法较多，但也面临档案材料开放性受限、不少西方理论适用性较差等困难。
在专题讨论第三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高超群的报告题目是“以历史为方法的可能及挑战”。他表示，历史的延续性、历史事件的单一性和相对性以及人的历史性，构成了“以历史为方法”的前提。尊重事物发展脉络和时间线索，强调时间节点的重要意义，关注单一事件发生发展的独特因果，以呈现复杂多元为目标，则构成“以历史为方法”的研究机制。南开大学教授关永强以“作为历史事件的新古典经济学数学化”为题作报告，认为数学化方法在经济学领域的兴起，与大萧条的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等社会背景密切相关。冷战结束后，美国的政商关系、经济学教育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规训，稳固了数学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主流地位。古典经济学数学化作为一个事件，并非由经济学家主观造就，而是由社会环境形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隋福民在题为“大历史：经济史研究不可或缺的视野”的报告中简要回顾和反思20世纪90年代以来史学研究细密化、碎片化趋向，强调大历史视野在经济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主张在更长的时间与更广的空间内探索人类社会的发展。此外，他还强调大历史视野在方法论上的包容性，即以开放的眼光融汇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在专题讨论第四阶段，南开大学副教授雷鸣以“对话还是跨界——从历史制度分析到历史量化分析”为题作报告，认为经济史学本身就具备跨界与对话的“基因”，唯有以深入的跨界研究经验为基础的学术对话，才能打造良好的学术交流氛围。北京大学长聘副教授郝煜在题为“没有承诺的集权：1785年上收州县养廉对正项亏空的影响”的报告中，对1785年清政府上收州县养廉的财政改革进行实证分析，认为该改革并未达到预期目标，反而形成事实上的财政双轨制。对于清政府轻徭薄赋的学理阐释，除缺乏国家间竞争、疆域广大、意识形态约束等竞争性假说外，还可从财政分权中缺乏对中央约束的视角进行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展的报告题目为“历史时期的家庭财富结构”。他表示，新石器时代地区间财富水平差异就已存在，构建从新石器时代到清代的家庭财富总量与结构的数据序列是一项有意义且充满挑战的工作。中国人民大学青年学者胡思捷选取1350—1900年间江浙地区六个家族为样本，分析重构明清时期女性的生存状况。
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明孔在总结发言中表示，老中青三代学者分享不同研究领域、不同研究方法的优秀成果，生动诠释了“对话与跨界”的沙龙主题。期待“三校一所”经济史学沙龙能够在未来不断发展和完善，为中国经济史学人的深入对话创造更多的机会和条件。
（沈博 李一苇 王嘉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