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11月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古代文学优势学科主办的“古代文学论坛”2023年度第六期在北京举行。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特聘教授蔡瑜受邀作题为“殷璠《河岳英灵集》的音律论”的主题报告。

　　蔡瑜首先探讨了音律在殷璠诗学中的定位。她表示，殷璠认为音律乃是“文章之本”，并将殷璠的相关理论与前行音律理论作了积极对话。一是与沈约的“声病说”进行对话。永明声律说确实是诗歌发展史的重要转捩点，但随着《切韵》等书的问世，唐人已经处于四声制韵的环境之中，并对“八病”作了修订，殷璠是反对“四声尽要流美，八病咸须避之”的。二是与元兢的“调声术”进行对话。“拈二”是唐代新起声律论的最重要标志，而殷璠直接引述“拈二”此一专用术语，主张“纵不拈二，未为深缺”。经由历史回顾，殷璠主张新与古两种已具有明显区别的诗体应该拥有各自发展的空间，并提出了“知音”的标准，认为每个时代的诗人皆能自由探索诗体的音律特质、多元地发展，既不必将任何体式定于一尊，更不宜以后世的标准范限前代诗人。

　　随后，蔡瑜梳理了《河岳英灵集》的诗体类型。她认为，殷璠观念中最重要的诗体分类是新声与古体两种类别，其中新声有两个参照点：其一，遵行第二字粘对的拈二体式；其二，遵行二四粘对的诗体。蔡瑜采用对应于唐宋时期的中、日《诗格》，梳理出更贴近于唐人观念的律体规范，通检《河岳英灵集》的所有选诗并为之分类，借此确认殷璠取其多元的体类观，论证其所谓的“新声”应包括律体与拈二体两种体式。

　　蔡瑜还梳理其他盛唐选集的诗体类型，分析了编选于盛唐时期或以盛唐诗人为选录对象、时代与殷璠相先后的唐人所选唐诗，包括《搜玉小集》《国秀集》《箧中集》等，并与《河岳英灵集》相互对照。她表示，盛唐时期存在多元的体式观念，并非只有古、律的二元对立思维，只是这一时期的编选者基于不同的编选意图而有取舍多寡的差异。盛唐时期具有典型的几种调声形式，其中二四（六）粘对体渐趋主流，拈二体在盛唐时期仍大量存在，盛唐时期诗人创作“新声”的音律选择比后人想象的更加多元与自由。这有异于中唐以后律体日趋凝定，古、律壁垒分明的情况。

　　最后，蔡瑜深入阐述了殷璠“词与调合”的知音论。她表示，关注殷璠的音律论，要聚焦于他企图涵摄古体与新声的批评准则：“但令词与调合，首末相称，中间不败，便是知音。”在殷璠的诗评体系中，无论是新声或古体、齐言或杂言，“词与调合，首末相称”都是通贯的标准，“词有刚柔”关乎情性、境遇、题材，“调有高下”系乎体类、音律、句式与结构，两者相互依倚，彼此浸润，方成其独特的体调，唯有词与调相互谐合，方为“知音”。这个原则激励着每一个时代的诗人，自由地探索生命情调与诗歌体调相得益彰、和谐共振的知音之路。

　　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胡可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叶晔分别对演讲内容进行评议。胡可先表示，殷璠《河岳英灵集》是重要的唐诗文献，诸多一流学者都曾致力于此，而蔡瑜教授又开拓了新的空间。对于“拈二”“词与调合”的研究是此次演讲的一大亮点，蔡瑜教授通过源流梳理和案例分析，不仅深度发掘了体式的内涵，更对其意义进行了重新探讨。叶晔认为，声律研究有两大风险，一是以后律前、以今律古的风险，二是相关文本在历史流传中的变动风险。蔡瑜教授选择《河岳英灵集》为核心样本，并以日本保存中国早期声律文献、盛唐同期诗集为辅助，从多个层面印证了结论的可靠性，很好地规避了上述风险，呈现了精彩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吴光兴主持论坛。他表示，唐代声律几乎是文学的本位，从声律系统内部梳理出律体建制、演变的历程，有助于探究唐人思想观念、写作实践的原生状态。他同时提到，《河岳英灵集》并不能“全面”代表开元天宝时代，研究者需要对声律的历史状态、选本状态作一定的区别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古代文学优势学科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部分师生共60余人参加论坛。 （徐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