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7月15—16日，第一届“中国共产党与延安精神”学术研讨会在陕西延安举行。来自国内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60余位学者参会，38篇论文提交会议讨论，充分展示了近年来中国共产党与抗战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延安大学副校长谭虎娃、《抗日战争研究》主编杜继东致开幕词，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杜林渊主持开幕式。

　　会议设置了主旨报告、特邀专家报告、专题报告三个环节和两个分会场。与会专家和青年学者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诸多问题进行深入阐发，涉及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的方方面面。在主旨报告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郑大华讨论了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观念，认为研究该主题引用的资料须以中共中央文件和当时中共主要领导人发表的正式文章、讲话等文献为主，中华民族观念虽在五四运动后有进一步发展，但最终形成是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日战争时期。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金铮立足抗战时期的诸多史料，探讨了中共抗日根据地的简体字问题，认为在推行简体字之前，我国就有使用简体字的悠久历史。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黄正林讨论了陕甘宁边区财经问题的党内争论问题，认为中共中央在解决边区财经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实现了边区财经政策转型，使“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成为抗日根据地和较长时期内我们党财经建设的总方针。以上议题涉及抗日战争史研究的重要方面，议题宏大、视野广阔，引发了参会者的关注和热议。

　　革命的主体是人，中国共产党干部与士兵在革命熔炉中的成长、淬炼，受到了与会学者关注。天津商业大学教授杨东关注到战时中共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标签的心迹呈现，围绕吕惠生、杨思一日记探讨了他们的身份焦虑和心路纠葛，认为中国共产党干部政策的不断调试对抗战和随后的革命进程产生了深刻影响。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王龙飞探讨了太行根据地的群众运动，认为看似散立的众多斗争运动，事实上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和连贯的逻辑，这也是共产党人成长成熟的过程。山东大学青年学者宋弘聚焦华北八路军士兵的文娱生活；南开大学青年学者郭宁以1942 年刘少奇入鲁与中共山东根据地领导结构的调整为中心，论述了山东一元化领导的推行过程。以上研究视角新颖，注意把握历史事件背后的逻辑以及群体和个体的参与，体现了未来抗战史研究的新方向。

　　中国共产党如何在抗日根据地生存并发展经济，关乎政治和军事的稳定，许多学者对此展开论述。河北大学教授肖红松探讨了华北抗日根据地对日粮食斗争经过，认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军民团结一致是取得各类斗争的关键因素，我们党在粮食斗争中有效打击了日本在华北发动的粮食封锁和武装掠粮。华中师范大学教授何家伟认为，山东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会计制度有效发挥了经济监督的重要作用，不仅是实现银行企业化的重要步骤，也是我们党“厉行节约”思想的生动体现。山西师范大学教授李常宝讨论了1943 年多重危机之下的太行根据地荒政，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根据地秉持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动员一切力量赈灾度荒，巩固并扩大了根据地，积累了新的执政经验。上述研究史料扎实，注重借鉴经济史的方法展开史学研究。

　　中共军事史是抗战研究领域的研究焦点。与以往成果相比，此次会议上的相关讨论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特点。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齐小林对平型关战斗进行整体评估，强调以合适的战术与日军缠斗，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集中作战，开辟敌后根据地，是我们党战术、战略、政略具体状况交互作用的结果。南京理工大学副教授叶铭透过全国抗战时期八路军总部炮兵团管窥人民军队中技术兵种的成长，认为经过八路军总部炮兵团和延安炮校培养出来的炮兵人才，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近年来，抗战史研究者在不断挖掘海内外一手资料、扩宽研究视野的同时，也注意加强多方势力及国共两党的对比研究。杭州师范大学教授袁成毅注意到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说辞”与国际社会对华援助问题，认为中国在抗日战争中得到国际社会广泛的军事、经济、道义援助是中国抗战胜利不可或缺的因素，国际援助势必也是中国抗战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学术话语；山西大学教授张俊峰以《蒙疆地方兵要给水要图》为中心，探讨了日本侵华时期对蒙疆地区的给水环境调查，在呈现日军给水调查基本面貌的基础上，探究其与驻蒙军军事部署的内在关系，以此推进绥远地区抗战史的研究。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李翔关注国共两党与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以此探寻中共领导的抗日团体和南方军队的生存法则、建军路线的调整，其中既体现出中华儿女保家卫国团结一致的组织力量，也生动折射出国共关系的演变。以上研究呈现出抗战史研究在史料方面的推陈出新，学者们不断吸取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具有多学科交叉的特点。

　　此次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延安大学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史研究室、《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延安大学科研处、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承办。

　　（郝昭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