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记者  王广禄）4月22—23日，“外国文学理论及其‘历史化’”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外国文艺理论研究分会成立大会在杭州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展开广泛研讨交流。

　　理论与现实相互观照

　　“文学是一个时代的烙印，如今的世界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外国文学的相关研究也进入了更广阔的领域，需要借鉴史学、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以更宽广的文化思想和视野开展研究，更好地回应全球面临的现实问题。”杭州师范大学纪委书记李泽泉表示。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秘书长梁展提出，奥地利哲学家奥托·鲍威尔将民族定义为命运共同体——在长期相互交往和影响的过程中，民族在共同的命运中产生了共同的体验，并且在共同的地域中成为文化共同体。共同体观念经历了一个从契约论走向民族文化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过程，其中凸显的是文化共享的愿景。

　　“外国文艺理论研究要以开放包容的视野关注外国文学研究中的理论应用、理论指导等问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蒋承勇谈道，要在充分把握理论实质和内涵的前提下做好理论在外国文学中的运用工作。以自然主义文学的“实验”观念及文学“科学化”主张为例，“实验主义”引发了空前的创新奇观，但其“反传统”的先锋姿态绝不意味着与文学传统的“断裂”。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外国文艺理论研究分会会长徐德林认为，要摒弃“理论无用论”，持续推动外国文艺理论健康发展，提升外国文艺理论研究水平和影响力，科学处理好文艺理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之间的关系，促进外国文艺理论研究与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谐共生。

　　辩证看待和运用既有成果

　　近年来，“历史化”在很大程度上校正着人文领域尤其是中西文化彼此遭遇、重叠、碰撞过程的方向，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新的方法论，并不断被付诸新的实践。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探讨了当今世界关于20世纪历史想象与历史叩问的文化征候与范式问题，并针对20世纪的文化现象进行历史文化视域下的分析和研究。

　　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资深教授傅修延提出，要保持对流行叙事的高度警惕，正如柏拉图提醒的，叙事负有传承文明的使命，不能一味“讨好”和“逢迎”。叙事学家不能脱离书斋之外生动活泼的大众叙事实践，要博采众长，主动适应叙事形式的升级变化，透过纷纭复杂的日常话语把握社会脉动，不能简单沿袭以小说研究为叙事学主业的做法。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外国文学理论研究成就斐然，但也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汪介之提出，问题表现为偏重“理论”的译介与阐释、理论观点的梳理和转述以及各种“批评理论”和方法论本身，忽略了优秀“批评”成果、理论家批评家们的表达形式以及对批评文本的阅读理解。因此，要高度重视外国文学批评史的教学和研究，探索进一步推动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有效路径。

　　广泛借鉴国外理论成果

　　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吴笛认为，俄罗斯著名文论家日尔蒙斯基文论的历史比较视角的积极意义体现在：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与所有意识形态一样，是人们意识中的现实反映以及对现实的认知；同样，文学也是一种历史现象，在历史的层面上不断变化和发展。而正是基于对文学历史比较的尊崇，日尔蒙斯基将文学视为文学科学。

　　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何畅认为，蒲柏、伯林顿以及霍加斯、布莱姆斯顿、纽科姆、多尔曼等人对“趣味”这一话题的关注催生了多部画作、诗歌和戏剧。发掘、追溯这些文本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发现，“趣味”这一话题在文本的相遇、碰撞和对话中以跨媒介传播的方式介入古今之争、英国性问题以及性别之争。

　　四川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张旭春认为，由编译、改写、挪用等手段构成的“拿来主义”是20世纪初中国以及日本知识界吸收西方知识的共同手段。由“从温切斯特/哈德森到本间久雄再到田汉”所代表的理论旅行路线构成了20世纪初文艺理论西学东渐的路径之一，这是考察中国现代文艺理论以及文艺学必须关注的问题。

　　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理论研究中心、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外国文艺理论研究分会联合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