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2日，“敦煌与丝路文明·宗教学专题论坛”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举行。此次论坛共分为“敦煌与佛教”“敦煌与道教”“敦煌与宗教艺术”“敦煌与丝路文明”四个专题论坛，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兰州大学、四川大学、故宫博物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暨南大学等近20余个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的6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敦煌多元文化的共生与交融
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部长、研究员、教授 杨富学
敦煌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文化的大熔炉，也是世界多种文化的汇聚地，敦煌文化古来即呈现出了多元多样的文化特征。敦煌文化是长期以来敦煌诸族文化间交往、交流、交融，同时又与外来文化相互融合而逐步生成的，是“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形成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具体例证，不管是敦煌文献还是石窟艺术，都明显体现出这一特征，堪称中国文化史上最为绚烂多彩的一章。诸种不同文化因素的和合，为敦煌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
敦煌文书P.2865号研究
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 张泽洪
敦煌文书P.2865号《太上洞玄灵宝五炼生尸妙经》是敦煌道经中关涉道教炼度科仪的写本。目前，道教学界认为炼度科仪盛行于南宋时期，而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五炼生尸经书，则反映五炼生尸的炼度有着悠久的传统。该经是唐代道教在敦煌地区传播的结果，亦反映五炼生尸的炼度在社会上行用广泛。在道教斋醮科仪的程式中，度亡的黄箓斋要行用炼度科仪，此经宣扬五炼生尸的救度功能，是后世炼度科仪济度思想的神学理论基础。道教炼度科仪的核心要义为死魂受炼，生身受度，此理论来自东晋问世的《度人经》。五炼生尸法旨在演绎《度人经》“死魂受炼”的思想，以彰显早期道教济生度死、济世度人的情怀。敦煌文书P.2865号的传世，是五炼生尸经在敦煌“流传后学”的结果，该经是五炼生尸法、五炼生尸斋等科仪法术的神学基础。
敦煌历史文化的包容精神
敦煌研究院研究员 马德
敦煌历史文化体现出来的中华民族精神，首先就是包容精神。以汉文化为根基的敦煌，用自己博大宽广的胸怀，容纳、吸收了外来的佛教文化，让佛教深深地植根于敦煌大地上，开出绚丽的花朵，结下丰硕的果实。因为敦煌地处亚洲腹地，历史上一直是中国与西方各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地带，人类的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希腊文明等在这块土地上神奇地进行了交汇和融合，形成了集东西方世界古代文明为一体的作为人类古代文明的象征，因此敦煌又被誉为是人类古代文明的中心。
西夏时期净土思想对敦煌石窟功德和功能的新诠释
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历史文化学院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沙武田
西夏时期，在敦煌石窟遗留下的丰富的洞窟和壁画，是研究西夏佛教和艺术的宝库。但有趣的是，以莫高窟为主的西夏洞窟，在营建时主要是重修或重绘之前各期洞窟，壁画题材单一，以“简略之净土变”最为流行，壁画结构形式程式化现象严重，变化不大，艺术性也不够丰富。其经变画画面极其简略，以主尊为中心，上下左右形成横竖排列的大菩萨，很少出现建筑空间，菩萨均在莲花座上，相互之间以莲茎相联。和唐五代两宋时期的经变画有明显的出入，简化是基本的手段和趋势。经变画概念化和符号化意义越来越强烈。这种概念化和符号化的净土变的选择，是与西夏人的净土信仰、净土对西夏佛教各宗派思想的圆融、西夏人对阿弥陀佛接引的偏爱、西夏人往生观音净土、西夏时期的末法思潮等佛教信仰与思想密切相关。
关于道教与民间信仰关系的一点认识——基于敦煌道教的研究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 刘永明
从敦煌文献中可见，自初盛唐到晚唐五代宋初的敦煌道教，经历了唐王朝的大力扶持、吐蕃政权的打击压制、归义军时期相对自由发展三个截然不同的历史阶段，因而比较充分地显示了道教的特点。审思道教与民间信仰的关系问题，略有如下认识：一是民间道教是道教的本来面目。道教是在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信仰基础上逐渐形成、发展和完善起来的，道教一方面呈现出经教化的特征，另一方面也呈现出民间化的特征。这种民间化程度之深，还与儒家神道设教、古老的万物有灵观念有关系。二是道教的超越发展靠官方，根本基础在民间。三是道教与民间信仰相融合，成为永久长存的中国文化基因。
敦煌残画《护诸童子十六女神》与于阗敦煌地区的护童子信仰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孟嗣徽
“护童子十六女神”，汉译佛经中称为“十五鬼神”“十五罗刹”或“十二曜母鬼”等。北魏《佛说护诸童子陀罗尼经》，借大梵王之口告知佛尊：世间有“夜叉罗刹”，“常憙噉人胎”，或“能令人无子”；或在男女交会时使其“意迷乱，怀妊不成就”；或致女人孕期“伤胎”和产时“夺命”等。即便在小儿出生后，令“诸小儿”罹患各种疾病。依仪轨做法事可攘除此难。在于阗、敦煌地区曾经风行过“护诸小儿”暨“对治十五鬼”的信仰。图像方面，在丹丹乌里克小佛寺、喀达里克佛寺的壁画，以及于阗出土的木板画中也出现了护小儿的“鬼神”形象。
敦煌遗存吐蕃藏文文献的资料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研究员 尕藏加
敦煌吐蕃藏文文献是指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被发现的敦煌文书之一，是吐蕃时期以古藏文形式书写的藏文类文献。据不完全统计，收藏于世界各地并已编目有序号的敦煌藏文文献达5000卷之多。敦煌吐蕃藏文文献为藏学研究和敦煌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原始资料，是当今人文社科领域中最为珍贵的古文献之一。其中，在历史学方面，敦煌吐蕃藏文文献为研究吐蕃历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原始资料，改变了往日主要依据藏文伏藏文书研究的历史。对于敦煌吐蕃藏文文献的研究尚可佐证、补充藏汉文正史记载，也可大大提升藏族传世史书在世界藏学研究中的可信程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纪华传：丝绸之路不仅是商贸之路，是各沿途国家物资沟通的桥梁，而且也是文化之路，是沟通东西方文化的重要文明载体。印度佛教自两汉之际经由中亚东流中土，迄今已有2000余年的历史，佛教在丝绸之路上与丝路文明结下了密切的联系。丝绸之路的开辟为域外佛教不断向中国输入佛教文化提供了重要途径，这种传播的延续性与佛教自身在中国的本土化能力相结合，提升了中国佛教文化的丰富性和发展活力，促使佛教有了与中国儒家、道家等传统思想文化不断碰撞沟通和融合发展，共同构筑成为中华文明重要载体的可能。佛顶骨舍利作为佛教信仰与佛教文化中重要的文化因素，在中土历来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尊崇。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 张勇：西域佛教寺院史料，主要是一些洞窟、佛寺遗存以及少数文献。敦煌地区的佛教建筑，以寺院为核心。现存有关敦煌佛教寺院的史料，又以石窟为主。至于独立于莫高窟的其他敦煌佛寺特别是净土寺和龙兴寺，也有学者涉及。有关莫高窟修建的情况，主要是碑文之类。至于佛教活动，则有P.3770号《张族庆寺文》之类。部分敦煌壁画中，有描绘寺院分布和结构的内容。敦煌方志文献中，时有寺院的身影，如P.2691号《沙州城土境》残卷等。关于敦煌佛教寺院史料之佛教类行记，实属寺院志的一种，即游历诸地寺院和其他佛教圣迹的指南或记录，其出现与敦煌作为中外佛教交流中心的地位密切相关。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宝玉：寺学，指依托于寺院之学，系在佛寺中兴办的面向普通民众的民间教育形式，一般不包括释门的内典传授和僧伽五众的文化教育。今见敦煌文书中有关寺学的最早记录出现于吐蕃统治时期。由于被吐蕃占据后，敦煌的汉文化传承受到了严重威胁，而吐蕃笃信佛教，寺学便于夹缝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张氏归义军时期，寺学记录多了起来，可证此期存在两种类型的寺学：一种是以教导童蒙识文断字、了解百科知识、认知习练伦常礼仪的启蒙类型寺学；另一种是由外来文士张球主导的以教授后进士子治国理政为主旨的传道授业型寺学。曹氏归义军时期，有关寺学的题记大量涌现，根据现存材料，此期主要沿袭了晚唐启迪童蒙类型寺学的做法。
天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陈于柱：法国国家图书馆藏P.3288背面所存藏文书写，是学界此前未曾全面整理和研究的一件敦煌藏文术数文献，其抄写年代在唐乾宁三年左右。此件所存第一种占法应定名为《沐浴洗头择吉日法》，是依据同类汉文文献编纂而成，它的发现进一步丰富了学界对吐蕃社会历史文献的了解。这说明此类文书不仅在唐宋时期颇为流行，而且对当时的汉、藏族群均产生了重要影响。此件文献的整理刊布，也为敦煌吐蕃移民日常生活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和特殊观察视角。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德吉卓玛：1900年封闭千年的藏经洞一经发现便被世界所注目，其中吐蕃藏文文书可谓弥足珍贵，不仅补充和丰富了吐蕃历史资料，而且印证了藏族传世史籍的真实性，让世人重新认识吐蕃。但是关于藏经洞建造于何时，谁人所为，又为何将藏经洞的门封上，绘上壁画等，一系列的疑问堪称千古大谜团。直至今日，学术界也未交代清楚。依据敦煌吐蕃藏文文献P.T．999号，我认为，蜚声海内外的莫高窟藏经洞乃敦煌吐蕃藏文文献P.T．999号记载的隆福寺的“经典达摩库”，即藏经库。它与今莫高窟第365窟及上下洞窟、佛塔等一组洞窟共同构建了吐蕃佛教石窟寺院隆福寺，且与吐蕃王廷关系密切。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道教与民间宗教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汪桂平：河西走廊既是多种宗教文化交流的中心，也是道教传播的重要地区。首先，河西道教传播的基础与发展的契机，与人口迁徙、民族融合、国力强盛密切相关。汉魏时期，道教文化开始传入河西地区。魏晋以来，道教与当地的原始信仰与民族风俗相结合构成当地重要的文化传统。北朝隋唐时期，河西道教得到了快速发展，道观具有一定的规模和影响。此后，河西一带陆续为吐蕃、西夏、大元等少数民族政权控制，道教失去统治者的扶持，生存空间受到挤压，长期处于衰落状态。直到明清时期，道教出现较为兴盛的局面。其次，道教在河西地区的传播和发展，不仅保存了包括道教在内的中原文化传统，丰富了当地各民族群众的精神生活，而且构成了道教文化进一步西传的桥梁和纽带，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和融通。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道教与民间宗教研究室副研究员 刘志：唐玄宗曾敕令编纂、缮写、持诵《一切道经》，希望以此祈福保国宁民，使老子是李唐皇室远祖的思想深入人心，还把写经与大赦天下结合起来，以体现老子讲的清静无为的治道。敦煌本《太上正一阅紫录仪》（P.2457）是唐玄宗敕令缮写道教经书总集《一切道经》中的一个写经残卷。唐代《一切道经》一般认为有两千余卷。敦煌本保存至今虽然只是残卷，却为我们研究《一切道经》的制作规格提供了重要的数据和实物资料。把敦煌本《一切道经》残卷与有关文献结合起来考察，我们基本上可以恢复唐代道教写经作藏的方法。另外，敦煌写经中还保存了唐高宗李治御制的《一切道经》残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编辑胡百涛：利用现代图片处理技术可以帮助讨论敦煌残卷的定名、缀合，重新认识原卷形制。对堪《三元威仪观行经》与《大比丘三千威仪》，可知前者的内容是在道馆中集体修道的行为规范。中古时期，上清道法有明确的戒条要求团体隐修，有相关的斋法，上清经也有相似的内容，故集体修道以上清派为主。再以P.2383等推测，中古上清派的集体修道是一种出家行为。另外，通过对阿斯塔那墓相关文书及大谷文书MS02836等官文书再检讨，可推知《十戒经》盟誓词中的朱笔勾画与签署源于唐代官文书的勾检制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郜同麟：敦煌共发现六件《老子化胡经》写卷，即S.1857、P.2007、S.6963v、P.3404、P.2004、S.2081。此前学者一般认为S.1857、P.2007、S.6963v、P.3404、P.2004是同一部书。但卷一、卷二的创作时代相近，卷八、卷十的创作时代相近。除时代不同外，卷一、卷二与卷八、卷十还有不少矛盾之处。种种迹象表明，卷一、卷二和卷八、卷十其实是两部不同的《老子化胡经》。
山东大学文学院副研究员张鹏：随着修奉《大洞真经》实践的丰富，各种修行要诀都被加入《大洞真经》之中。从《上清大洞真经》文献发展过程来看，修用玉清法的《大洞真经》获得了较高认可。久而久之，各种修行法诀都被允许存在，逐渐形成了六卷本《上清大洞真经》的样貌。道经自六朝大规模造作至明入藏，发生了非常大的流变。考察道经流变，需要关注道经文献的结构模式。其文本结构究竟反映的是因流传时间先后而产生的纵向增衍模式，还是由于道法流传门派所导致的横向辐合模式，将对道经文献的认识起到重要作用。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 路旻：敦煌道教文献中包含了大量的斋醮内容，从敦煌道经中能看到道教的厨供发生了一些变化。汉代厨供较为丰盛，酒、脯、饭、枣、果、鸡蛋、鱼等皆可作为厨供食品，至宋代以“清酒、名茶、净果、油饼”供之，呈现出了“清省”的特点。这与统治者的祭祀制度和当时社会上提倡“薄祭”的风气相关。魏晋至隋唐时期，从皇帝到官员均提倡“薄祭”，祭品由牲牢向时蔬转变，并在部分国家祭祀活动中以酒脯代替牲牢。而这一趋向，深深地影响到了经教道教对于斋戒制度的建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宗教文化艺术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聂清：敦煌《篆书千字文》风格独特，同通行小篆系统的差异颇多，既有构字上的不同，也有字形上的不同，还有用笔上的差异。因此它并不是从小篆系统衍生出来的变体，应该有独立的生成来源，其风格在其他文献中也多有呈现。这种字体从东汉一直延续到唐代，屡屡出现于重要碑额墓志。敦煌《篆书千字文》、墓志盖题字和道教符文之间存在明显的相似。首先，它们都采用了充满流动性的自然结字方式。其次，在这类篆书和符文中都多见复杂曲线和方折。它们在用笔上的相似性更为多见，斜切的入笔、曲折的行笔和外撇的收笔是这三类文字的共同特征。另外，这种符文式有时还会渗透到政治活动当中。
上海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菊霞：敦煌西接西域，东经河西走廊连通关陇。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孕育和催生了受多元文明影响的敦煌文化和敦煌艺术。敦煌始终以开放的胸襟，吸纳着东西方的各种宗教文化，从而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佛教文化为实体和三夷教等宗教文化为衬托的多元化宗教信仰模式。另外，敦煌是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战略要地，中原的将士、使者、商人、僧侣、工匠等都络绎不绝地途经或留居敦煌，带来了中原流行的思想与文化，使得敦煌文化始终保持与中原同步发展。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王云：针对中国佛教造像中半偏袒式袈裟形制，以现存实物材料的图像与表现形式讨论为主，文献查证为辅，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中国早期石窟中佛像半偏袒式袈裟形制，源自于犍陀罗、阿富汗地区；犍陀罗、阿富汗佛像袈裟半偏袒的图像来自古希腊，是希玛纯众多的穿着方式之一，其表现手法则是中亚风格化表现传统与希腊写实主义相遇的结果；半偏袒式在西方也有发展，被犹太教和基督教美术同时借用为圣者的外衣，并且延续至今。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南南：通过分析《大乘百法明门论疏》所附扉页版画“奘师译经图”，发现其主旨绝非“译经”，本意在于展示中土法相三祖（玄奘、窥基、惠沼），换言之即慈恩一宗之“道统”， 故将其重新定名为《法相三祖图》。结合其图、文构成形式，笔者对文本作者潞府义忠之地位大胆推测，或在北宋初期并不低于今日习称之“法相四祖”濮阳智周。根据山西省长治市襄垣县（义忠故里）建封寺所存碑刻史料，可以论证在襄垣一带，自北宋之际就已存在对义忠的神化及崇拜，且延续至今，从而揭示出长期在藏外流传的《百法忠疏》，在金代被创刻自晋南的《赵城金藏》突然收入之原因（或由于此种地方信仰所致）。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宗教文化艺术研究室副研究员 陈粟裕：2000年河北省正定县出土了安重荣功德碑残件，在龟座上发现一幅“出行图”线刻画。画面当中，一位身形肥胖的男子交脚坐于雄狮之上，身旁残存十三身侍从围绕。从图像形式上看，此图像秉承晚唐五代“出行图”的固有模式，主要人物身着圆领窄袖胡服，可能为安重荣本人的写照。但是乘坐于雄狮之上、狮侧有身着袍服的人物牵狮，显然借鉴了佛教系统中的文殊图像。安重荣本为粟特后裔，根据晋高祖《允成德军请立节度使安重荣德政碑敕》的记载，此碑立于天福二年（937）以后，天福七年安重荣起兵反晋兵败后被毁。赑屃上的这幅“安重荣出行图”线刻画生动地反映出五代时期粟特将领所秉承的本民族的文化特征以及中华文化、佛教思想对于这位粟特将领的同化。
暨南大学历史系副主任、教授 张小贵：“犬视”是古波斯琐罗亚斯德教丧葬仪式的核心环节，该词的中古波斯文写作Sagdīd，由sag（一只狗）和dīd（看，瞄准）组成，意思是让狗来看。具体来说，“犬视”即教徒去世后至尸体被运到达克玛（Dakhma）期间所举行的一个重要仪节，其目的是通过犬凝视尸体，祛除附着在尸体上的恶魔，使尸体得以净化，以便灵魂能够安全通过“裁判之桥”。根据现存伊朗、印度两大琐罗亚斯德教群体仪式的考察，可以复原“犬视”仪式的具体仪节。
青岛科技大学副教授赵洪娟：汉代丝路开通之后，中国与波斯、粟特等西域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极为频繁。通过文献梳理和实际田野调查发现，甘肃、宁夏、陕西、山西等省区交界处的部分县市，在每年的正月二十三都要举行跳火堆的燎疳仪式。这一仪式与伊朗全国性节日跳火节在日期、仪式形式、仪式功能及意义方面极为相似。此外，闽粤交界处在除夕夜或正月的其他日期都要举行与西北燎疳节和伊朗跳火节同样的跳火群、跳火堆仪式。通过考证波斯经草原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的经贸文化交流状况，发现无论是在有燎疳仪式的西北河套地区还是有跳火群仪式的闽粤交界一带，在历史上均有大量波斯人定居，并且多与汉人和其他国家的商人以杂居的形式聚居在一起，所以外来文化对中国民众生活习俗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区域性，从而形成了某个地区独具特色的区域性文化。
敦煌研究院副研究员祁晓庆：莫高窟北凉石窟中的第268和272窟窟顶均以贴泥条的方式塑出内部为圆形，外部呈45度旋转的层层套叠的方形结构，像棋盘格一样，被称为“平棋顶”。该顶的来源问题有西来说和汉文化传统影响两种观点，但都未经过充分论证。在考古学家对帕提亚时期的旧尼萨古城构筑的复原图中，其屋顶同样为矩形套叠的叠涩结构。在米利都发现的公元1世纪左右罗马浴场或者剧院的大门建筑当中，也频繁采用了内圆外方呈45度转角的顶部造型。这些来自中亚、西亚以及罗马等地的考古新发现，为我们呈现了“平棋”叠涩建筑顶部在西方流行的明确痕迹。再考虑到敦煌和云冈北朝佛教石窟大量模仿自印度和中亚的佛教建筑，我们确信这种平棋顶部造型受到了西方同类建筑的影响。
昌吉学院美术系副主任、教授王晓玲：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的人首蛇身图像（简称“阿图”）因其人首蛇身特征与伏羲女娲图相像，研究者习惯上称其为伏羲女娲图。然而，鲁豫苏皖渝陕等地的人首蛇身图像西传过程中，在敦煌和吐鲁番发生了两次大的变化。据贺世哲考证，伏羲女娲图在敦煌（285窟，538年），经佛教改造，被命名为宝应声菩萨和宝吉祥菩萨。阿图与内地此类图像相比出现了诸多变化，最显著的变化有：内地的手举日月或怀抱日月者较多，而日月星辰同现，且日月处于两人首上方和蛇尾下的极为罕见，阿图却幅幅如此；阿图出现了少数民族面貌；阿图应命名为“上天衣”。阿图的生成既有阴阳文化、神仙信仰根基，又经儒道释文化濡染改造后西传，是在萨满教影响下变化的奇特图像。
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讲师冯丽娟：20世纪40年代，在抗日救亡运动和民族化美术运动的影响下，美术实践者在共同的文化取向和爱国主义情怀下走进西部，开启文化自省之路，他们不约而同地在敦煌、新疆石窟壁画艺术和西北地区民族风情中寻找自己的文化根系和脉络。美术界的文化西行，是战争背景下中国美术的空间挪移，更是发掘民族艺术资源，发现民族艺术传统内涵，拓展艺术观察视野，力求建构民族风范的中国现代美术形态。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李志军：西夏人在重修莫高窟第365窟时创造性地利用原西壁七佛造像，将药师七佛改塑为过去七佛，以此作为本窟的第一重主尊。通过对莫高窟第365窟重修思想的考察，可以为我们了解西夏在莫高窟的重修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