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霞（民族文学研究所）
金真慧（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
2025年10月13日，全球妇女峰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主席在开幕式主旨讲话中指出：“中国坚持将妇女事业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宏阔实践。经过多年努力，中国妇女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1995年9月，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这场跨区域、跨国别、跨种族的妇女工作者、各行业女性代表的盛会，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女性会议，并掷地有声地提出了“妇女权利即人权”的核心主张。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行动纲领》成为指导全球妇女事业的纲领性文件。金秋十月，北京世妇会愿景依旧在全球妇女峰会赓续，女性话题越来越被全社会、全世界关注，每一次女性群体的发声、每一届妇女会议的召开都在积极倡导女性权益，都在推动社会对女性群体的正视与认可，促进女性的全面发展。新时代中国多民族女性无论是在科学研究、社会分工、生存境遇、文学创作、大众传媒还是社会舆论领域，都在不断发声，倾覆对女性的偏见与固有印象，重唤被遮蔽和忽略的女性光辉。
从“被书写”到“自主书写”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以来，多民族女性文学经历了萌芽、觉醒、成熟三个阶段，实现了从“被书写”到“自主书写”的转变。新中国改变了女性的传统地位，同时赋予她们从未有过的历史机遇。生活在天南地北的女性作家开始意识到，这广阔世间的角落存在着与自己有相似经历的另一个“自己”，她们虽存在地域、民族、阶层、性格、职业、学历的差异，但在一体共生之中，民族的、女性的、艺术的表达挣脱枷锁，破土而生，绽放出多民族女性文学的多样之花。
彝族当代第一位女作家李纳的短篇小说《姑母》《女婿》《婚礼》，自然质朴，简明流畅，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无论遇到何种境遇，都不会自暴自弃、自我沉沦，而是在乐观中重塑自己的人格与精神，这种独立人格是李纳寄托于妇女身上的女性意识，是毅然决然投身革命的女性形象。藏族女作家益西卓玛出版了藏族文学史上第一部女性作家创作的长篇小说《清晨》，为当代藏族文学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她沉静敏锐、满怀深情地书写了她深爱的祖国和家乡发生的巨大变化。佤族文学史上第一位女作家董秀英的处女作《木鼓声声》，被誉为“佤族文艺写作敲响的第一声木鼓”，终结了佤族没有书面文学的历史。朝鲜族女作家许连顺的作品则聚焦女性生存境遇，通过描写女性在婚姻、家庭、工作中的处境展现改革开放时代背景下朝鲜族女性群体的心灵变迁，以及她们在这一历史阶段的自我反思与迷茫。1991年回族女作家霍达凭借《穆斯林的葬礼》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少数民族女作家，她细腻清丽的文笔展现了民族文化在传承与创新中的能量。霍达的获奖触发了多民族女性文学的创作自觉。
追问女性自我生命意识存在的意义
当人类文明发展进入快车道，逐步迈进信息生产、知识生产与智能生产的全新时代，这一阶段的多民族女性文学受家国意识、民族精神及个人经历的影响，开始追问女性自我生命存在的意义，思索自我与广阔社会间的关联方式，由此彰显出多民族女性文学内省的能量，女性叙事力量不断增强。中国多民族女性文学创作者井喷式涌现，参与到创作、译介、出版等文学生产活动中，女性文学作品不断在文化市场亮相，她们在“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以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等国家级奖项评选中的获奖频率，以及作品所涉猎的题材范畴，表明中国多民族女性文学正在唤醒自我的内在意识，通往女性心灵的精神本原，以独特、细腻且深厚的女性叙事力量获得公众的认同。女性作家站到各种领奖台，代表了女性书写更主动、更广阔的可能。
满族女作家叶广芩的中篇小说《梦也何曾到谢桥》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鲜明的京味语言特色，平静克制、哀而不伤的家族叙事，既有对糟粕文化的批判，也显现出对传统文化没落的叹惋。满族女诗人娜夜凭借《娜夜诗选》获得“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娜夜的诗句苍茫、忧郁、节制，她以丰富的想象力抒发爱、忧郁与赞美，具有女性诗人鲜明的细致和敏感。回族女作家马金莲凭借短篇小说《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马金莲善用散文的笔调运转流淌的生活细流，坚持用质朴的文字表达真挚的情感，捕捉西北乡村广大底层普通人群的生存和生活图景。女性文学始终彰显着对人性至善的坚守，为消解性别偏见与文化偏见、努力寻求真正理解女性精神世界开辟了道路。
个人话语、民族话语和
国家话语的交融性叙事
新时代最突出的文化特征是多元融合与价值重塑，既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又在全球化与数字化浪潮中构建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文化认同，形成“新的文化生命体”。“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截至2025年已评选十三届，新时代“骏马奖”作品明显表现出承续使命与创作转型，写作由单向度线性叙事转向多向度的空间性交融叙事，女性文学创作从自我的个人记忆转向对土地和时代更为辽阔的生活与历史的一次范式转型。多民族女性文学以其独特的创作优势，塑造了涵盖不同语言、民族、职业、文化背景与生命经历的女性形象。
在社会转型、少数民族文化保护政策的多重语境下，她们以淳朴、丰美、深挚的自我重述伟大的时代。藏族女作家梅卓《神授·魔岭记》，佤族女作家伊蒙红木《最后的秘境——佤族山寨的文化生存报告》，土家族女作家徐晓华《那条叫清江的河》，壮族女作家黄芳《落下来》，蒙古族女作家娜仁高娃《驮着魂灵的马》……这些作品像一串串优雅、圆润的珍珠，串联起多民族女作家笔下多彩、凝重的生活。维吾尔族女作家阿舍的长篇小说《阿娜河畔》，通过边疆移民、军垦战士与当地少数民族在阿娜河畔共同开垦土地、建设家园的历程，描摹了个体命运在时代洪流中的沉浮，再现了边疆开发“荒漠变绿洲”的壮阔图景。藏族女作家尼玛潘多《在高原》讲述的“西藏故事”，兼具“本土立场”与“他者视角”，既承载着特定的民族文化基因，又折射出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社会阶层女性的真实生存状态，女性形象的丰富性、复杂性和深刻性被更深入地书写。女性书写不再局限于个人话语，而是个人的交往交流与时代变迁相裹挟的家史、民族史、国史并行的融合性叙事，在可见的丰盈与可感的辽阔中呈现出女性视角的新话语、新坐标、新世界，为中国文学整体格局提供了丰富的象征性样本。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全球妇女的发展史、中国多民族女性文学的发展史时刻在印证，一场场世界性的女性对话开拓了女性话语空间、丰富了女性书写语境，使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下女性话语被关注，被纳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体系中，清晰地折射出全球性别平等浪潮对文化和文学领域的深刻影响，女性故事得以被广泛看见，女性文学与新时代同频共振，正在经历一场更深刻而全面的转型时代。女性文学不再是“特例”，女性自我书写、女性共同体意识的内涵、流变以及与不同空间各民族文化构成或隐或现的亲缘关系，形成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多元共生、互动循环的有机生态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