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自觉与当代路径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杨开忠
2026年，正值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发表十周年，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制度建立二十周年的里程碑时刻。站在这一承前启后的历史坐标上，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号角愈发嘹亮。近日，《中国社会科学报》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生态文明研究所研究员杨开忠，紧扣“主体性、原创性”这一核心命题，就如何破解学术“依附”困境、开辟新质生产力与生态智能体城市等新领域，展开了一场深度的思想对话。
主体性、原创性：
破解“依附”困境的标尺
《中国社会科学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您如何解读这一论断？
杨开忠：这一论述具有正本清源、精准诊断、战略引领的多重意义。它不仅是“诊断书”和“路线图”，更是“宣言书”和“动员令”。
首先，它是正本清源的“诊断书”。此前，部分学者对“中国特色”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两种错误理解。一是将其视为空洞标签，用中国要素粉饰缺乏创新的陈腐研究；二是将其当作政治正确的标签，回避真问题，把“中国特色”作为规避学术批判功能的护身符。然而，没有主体性，就会沦为西方理论的附庸；没有原创性，就会停留在模仿和验证阶段。
其次，它揭示了“依附”的本质——模仿验证路径锁定。“依附性”并非指使用外来知识，而是指学术生产被锁定在“引进—消化—再创新”的模仿验证路径上。由于模仿验证的主要对象是西方知识，这种路径锁定本质上表现为对西方理论的深度依赖。“主体性、原创性”这把标尺，精准诊断了“用西方理论裁剪中国实践”的根本弊端。
再次，它指明了“去依附”的根本方向。构建主体性、原创性知识，关键在“解锁”对模仿验证路径的依赖，实现从“模仿验证”到“自主原创”的范式跃迁。“解锁”模仿验证路径不是要切断与国际学术的联系，而是要改变“以模仿验证为安全路径”的制度环境，让批判性吸收和自主性创新成为主流。
最后，它是面向国内外的“宣言书”和“动员令”。它不仅宣告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不再甘当西方理论的“搬运工”，还号召学者扎根中国大地，从鲜活的实践中提炼真问题、产出真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刚才提到“依附性”的本质是引进模仿验证路径。能否具体分析这种路径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为什么长期难以解锁？
杨开忠：首先需要明确，“依附性”是指学术生产丧失了主体性和原创性，陷入“问题移植—概念借用—方法膜拜—评价模仿”的封闭循环。我想再次强调，借鉴外来有益成果与依赖模仿路径有本质区别：前者是开放的、批判的、以我为主的吸收；后者是被动的、不加批判的、以他人标准为圭臬的路径锁定。“去依附”的关键在于摆脱对引进模仿路径的依赖。可从客观基础、认知方式、历史惯性、激励结构、技术工具以及制度环境六个维度剖析。
客观基础：实践积累的阶段性局限。改革开放初期，市场经济运行积淀不足，客观上在一定时间内可能制约了从本土实践提炼原创性理论的能力。2010年后，我国实践积累已足够丰厚，这一因素的影响明显减弱。真正的短板不在于“实践时长”，而在于学术体系对本土经验的理论转化能力——如何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活实践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和命题是自主创新的关键。
认知方式：知识生产范式的错位。发现知识体系的逻辑冲突及既有知识不能解释的实践，是提出学术问题的基本途径。然而，在一定程度上，学术现实却是问题跟随，概念、方法照搬，评价以期刊级别为最高标尺，形成“问题移植—概念借用—方法膜拜—评价模仿”的模仿验证闭环。
历史惯性：从“引进消化”陷入“路径锁定”。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在此背景下，从西方引进现代学术范式成为20世纪80—90年代服务改革开放的一种选择。然而，当中国实践已走在世界前沿、外来理论难以解释中国道路时，固守模仿就成了束缚自主创新的桎梏。
激励结构：经济、文化、制度三重理性叠加固化。从个体选择看，追随外来范式成本低、见效快、收益稳，原创研究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从文化心态看，部分学者存在“外来范式崇拜”，将西方学术标准当成天然标尺；从制度设计看，职称、人才、学科评估在一定程度上过度依赖期刊级别。以上三者相互支撑，构成模仿路径依赖的微观基础。改革评价制度是关键抓手——将评价焦点从“刊物标签”转向“实质创新”，从根本上激励原创。
技术工具：研究方法生态失衡。数理模型、量化分析、历史制度分析、田野调查、案例比较、质性深描等不同研究方法，各有其适用的研究问题和场景。当前问题在于各种方法相互贬斥，而非方法本身有问题。方法生态的健康发展，应坚持不同方法之间相互尊重、多元共存、平等竞争、各展所长。
制度环境：模仿路径的学术生产体系。前五个因素要真正发挥作用，都依赖于一个制度化的环境——学术生产体系。这是一套由评价规则、晋升办法、学科文化、同行惯例构成的制度复合体。它定义了什么是合格的产品、谁有资格生产、依据什么标准获得回报。当这一体系将“刊物标签”“方法偏好”内化为“好研究”的天然尺度时，便会自动惩罚偏离者、奖励顺应者。原创具有高风险、长周期等特性，但现有学术生产体系容易让风险低、回报快的模仿获得系统性奖励。在这一体系的影响下，部分学者可能会规避原创、选择模仿。
将“主体性、原创性”确立为中国特色的根本标准、学术评价的最高标准，指明了“解锁模仿路径依赖”的根本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十年来，学术界在“解锁”模仿路径方面取得了哪些关键进展？
杨开忠：十年进展需要区分两个层面：认知层面的范式觉醒已经发生，制度层面的实质性突破正在推进，但离根本改观尚有距离。
第一，实践认知转向“主动转化实践”。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中国实践早已跨越“量变”门槛，关键不在于“实践时长”，而在于学术体系对本土经验的理论转化能力。这种从“等待”到“行动”的认知跃迁，是“解锁”模仿路径的思想前提。
第二，问题意识转向“实践驱动”。“问题移植—概念借用—方法膜拜—评价模仿”的封闭循环正在被打破。以中国问题为起点的论文比例显著上升，“用中国数据检验西方假说”类论文大幅下降。“中国式现代化”“新质生产力”等标识性概念进入学术话语体系，“从实践中找问题”已成为多数人的自觉。
第三，方式转向“引进消化”与“自主原创”双轨并行。国家社科基金设立专项支持原创性研究；在教材建设方面，虽因自主原创性知识储备不足难以实现“根本性重构”，但自主教材建设迈出了重要步伐。自主原创的制度性空间正在拓展。
第四，标准转向“唯创新”“唯质量”。在学科评估方面，“期刊标签”和数量的指标权重明显降低，“代表性成果”评审突出，“破五唯”成为政策共识。虽然“简单看期刊级别高低”的积习难除，但“唯刊物标签”“唯数量”的垄断地位已出现松动，学术评价正在回归“因创新而卓越、以卓越服务社会”的本位。这里，我用“松动”而非“突破”，是因为制度惯性的扭转还需要更长时间。
第五，多元方法生态的共识正在形成。博士生培养方案中开始增加质性、历史、田野等方法课程。然而，在期刊审稿、项目评审中，各执一端的方法偏好冲突依然强势，“门派壁垒”尚未完全打破。
第六，制度锁定的“铁笼”开始松动。评价制度改革、学科评估调整、代表作制度试点、原创成果奖励设立等举措，正在从外部打破“模仿即正统”的常识。
十年来，学术界在认知上完成了从“无意识模仿”到“有意识自主”的觉醒，在制度上实现了从“路径紧锁”到“局部松动”的跨越。最核心的成就是让“主体性、原创性”成为学术评价的最高标准，让“解锁”模仿路径依赖成为集体行动的目标。未来的重点是将试点推广为系统改革，真正实现从“模仿依赖”到“自主原创”的范式跃迁。
理论突围：
新空间经济学与生态智能体城市
《中国社会科学报》：空间经济学为统筹区域发展提供学理支撑。近十年来，您一直致力于开创新空间经济学。请您谈谈如何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成果。
杨开忠：核心是坚持“扎根实践、以我为主、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把握好“主体性、原创性、开放性”的辩证统一关系。我们团队回应新时代创新驱动区域经济发展实践，于2017年提出新空间经济学，试图为主流空间经济学提供一个具有范式意义的框架。
新空间经济学是对新经济地理学、城市经济学、创意资本理论的综合和超越，其核心命题是：空间经济内生于技术进步、报酬递增、要素流动、人和物的运输成本、空间品质的五维交织互动。其范式体现为四个层次的突破。一是统一视角范式：从单一生产视角到生活视角与生产视角的双中心对等；二是异质空间范式：从均质空间到异质空间，确立空间品质为理论核心，提出“人才区位决定创新区位，空间品质决定人才区位”；三是共生网络范式：从“生产网络”到“生产—生活共生网络”，确立出行成本与运输成本的对等地位；四是双力耦合范式：从单一向心力到市场接近效应与品质接近效应的双轮驱动。
这四层突破层层递进，尝试对主流空间经济学进行系统性重构，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然而，新空间经济学当前仍处于“竞争性理论”阶段，理论的一般化能力有待跨国检验，国际学术界的接受度还需要时间和对话来积累——这正是我们未来努力的方向。新空间经济学的意义在于，它探索了一条从中国实践中提炼原创性理论并与国际主流平等对话的可能路径。
《中国社会科学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为构建生态文明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肥沃土壤。您如何看待生态文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杨开忠：党的十八大以来，丰富的生态文明实践为构建生态文明自主知识体系奠定了坚实的经验基础，但要系统构建这一自主知识体系依然任重道远。以下五个维度的辩证关系值得特别关注。
一是生态文明与智能文明、韧性文明的关系。生态文明并非简单的绿色文明，而是绿色文明、智能文明、韧性文明的综合，是“绿智韧”协同融合的文明。这意味着，生态文明建设不能孤立推进绿色化，而必须与智能化、韧性化深度融合。
二是生态文明与新质生产力的关系。从历史维度看，新质生产力是人类进入生态文明时代的第一次生产力范式，也是工业革命以来的第六次生产力范式。它是一种创新驱动的、“绿智韧”协同融合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但应注意的是，绿色生产力并不等同于新质生产力。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关键在于发展“绿智韧”协同融合的新质生产力。
三是现代化人民城市与生态文明的关系。城市是文明的中心。未来的生态文明城市不是单纯意义上的绿色低碳城市、生态城市，而是“绿智韧”协同融合的新质态城市——“生态智能体城市”。这一概念强调城市是自然、经济、社会在绿、智、韧三大因子上深度融合、互适互联的有机整体。就其核心构成而言，它是一个由生态智慧人类、生态AI智能体与生态智能自然共同组成的混合协作有机网络。其中，人类是城市的价值灵魂与战略导演，AI智能体是城市的感知器官，自然是城市的基质、记忆与免疫根基。
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这既传承了城市“宜居、安全、文明”的追求，又创造性融入了新时代城市范式的新要求，并将“安全”与时俱进地聚焦于“韧性”。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就是建设中国生态智能体城市，这是现代化人民城市理念在新时代的生动实践。
四是生态智能体城市、新质生产力和生态文明的生成逻辑。我们的研究提出人类发展内生于价值演化、制度创新、资源禀赋、技术进步、规模法则、流动距离的六维交织互构。这一框架具有递归性，适用于从生产力到文明形态、从城市到区域和全球的各层次。发展新质生产力和生态智能体城市、建设生态文明，应当秉持“参赞化育”之方法论，“参与、辅助、共育”这一互构内生过程。
五是构建中国自主的生态哲学。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根本遵循，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生态文明实践、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生生之学”“生生哲学”相结合，融合过程哲学、系统哲学以及经验科学前沿成果，建立包括存在论、价值论、历史观、认识论、方法论的中国自主的生态哲学，是构建生态文明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突破所在。
薪火相传：
学部制度与青年使命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制度已走过20年历程。回望过去，您如何评价其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中的作用？
杨开忠：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其学部委员制度继承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制度的学术传统，又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实现了创新性发展，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一项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制度安排。20年来，学部委员制度在繁荣学术、服务大局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战略支撑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国家战略决策的高端智力支撑。学部围绕改革开放、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中的重大命题开展跨学科集体攻关，产出了一大批既有学理深度又有政策价值的标志性成果。
第二，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学术引领。学部打破了传统学科壁垒，推动跨学科协同创新，催生了一系列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成果，为摆脱路径依赖提供了制度平台。
第三，学术薪火传承的人才枢纽。学部通过“传帮带”机制和学部委员工作室等平台，凝聚和培养了一批扎根中国实践、具有跨学科视野的中青年科研骨干。
《中国社会科学报》：结合新质生产力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哲学社会科学应如何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对新一代社科青年，您有哪些寄语？
杨开忠：在新质生产力的时代，培养“绿智韧”共生的生态智能增强型人才尤为关键。培养模式的突破点应聚焦于四种核心能力的培养。
一是驾驭人机交互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在人机协同成为常态的智能时代，人才必须具备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进行质疑、验证、修正和超越的能力。二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理性。深刻理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内在逻辑，将生态伦理内化为学术研究、决策咨询和日常行动的自觉准则。三是适应不确定性的韧性。面对气候变化、技术突变、社会转型等多重挑战，要具备心理韧性、学习韧性和组织韧性，能够在逆境中快速恢复并持续成长。四是胸怀全球、善用本土的能力。既要胸怀天下，理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层逻辑；又要善于从本土实践中提炼真问题，善用本土资源提出真方案，实现“顶天”与“立地”的有机统一。
对新一代社科青年，我有三点寄语。
一是要扎根中国大地，胸怀全球视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用国际通行的学术语言讲述中国故事，主动参与全球学术对话。
二是要保持定力，耐得住寂寞。构建自主知识体系非一日之功，要甘于在细分领域长期深耕，坐得住冷板凳，方能有所建树。
三是要勇于学术批判创新。不盲从权威，不跟风热点，敢于对既有理论提出质疑，敢于在批判中开辟新路径。
新一代社科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实现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目标，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够肩负起历史赋予的使命，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任冠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