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4月12日，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春晖论坛第2讲在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辑高华鑫与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廖媛苑担任联合主讲人，共同作题为“重审20世纪日本前卫文艺——以‘超现实主义’为线索”的讲座。两位学者聚焦日本超现实主义作品，论述了20世纪日本前卫文艺蕴含的学术价值。

　　廖媛苑以日本超现实主义画家福泽一郎为切入口，探讨了福泽一郎作品中“游移的革命性”。20世纪30年代初，正在法国留学的福泽一郎开始创作超现实主义的绘画，其作品《盲目的科学美》在1931年日本“独立美术协会第一回展”展出后引起巨大轰动。这一时期的福泽一郎对科学理性的批判并非单纯出自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反思，而更倾向于异国体验中革命性的驱使。但在1935年后，福泽一郎的创作思想发生了重要转变，殖民地的旅行经验结合超现实主义的批判意识，使得他的批判对象转向日本主导的殖民战争与殖民统治，这体现在他的作品《满蒙素描集》以及《人》当中。1941年，福泽一郎被捕，这段经历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在革命道路上的退却。虽然迫于政治高压，福泽一郎创作了战争电影宣传画《船舶兵基地出发》等画作，但从《国引》中可以看出，他仍在以国民人道主义视角批判战争给日本国民带来的灾难。在1946年创作的《世态群像》中，福泽一郎的反思进一步深化，从国民人道主义关怀转变为超越民族国家立场的战争责任反思。福泽一郎从战前到战后的艺术历程表明，尽管绘画作品在艺术前卫方面没有新突破，但由于他对战争始终保持批判和反思，其政治前卫性得以延续，这正是超现实主义革命性的呈现。

　　廖媛苑最后回顾了福泽一郎的创作线索，试图以此说明超现实主义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空想性和有效性。廖媛苑表示，超现实主义的革命性本身呈现游移的特征，当它有明确的批判对象时，其革命性才得以显露；而当它只是作为一种否定的反叛态度时，看似激进但实则软弱。由此，我们有必要重审当下的超现实主义，追问审美革命的具体对象，构建以他异性回馈整体的革命叙事。

　　高华鑫以“‘变形’的生命政治——花田清辉与日本左翼前卫艺术思潮”为题展开讲述。高华鑫表示，战后日本左翼文艺运动十分丰富，以安部公房的文学和冈本太郎的绘画为例，这些作品具有将有机与无机、生命与机械、具象与抽象对立统一起来的共通结构。而战后对冈本、安部创作风格影响最大的，便是倡导“艺术前卫”和“政治前卫”相统一的花田清辉。花田清辉在其文章《变形谭》中，以一种新的认识方法思考形态（Gestalt）问题，借用歌德“扩张”与“收缩”概念描述一种社会历史的辩证运动，希望借此说明当时的日本左翼运动可以同时承继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两种传统，在艺术上对应着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结合。

　　高华鑫表示，与流行的异化论不同，花田清辉的特色体现在屡屡从“物”的角度向“人性”和“人道主义”发难。他对于当时以“人”为中心的“主体论者”保持着怀疑态度，认为其终归只是具有依赖性的“主人”。艺术应该与政治运动相结合，艺术家所需要的是“物”的“客体性”，人们需要真正把自己作为“物”来把握。花田清辉对“物”的拟人问题的思考，关键在于“有机”的泛灵论如何能运用于“无机”的革命。这一点与爱森斯坦的作品《十月》有着相通之处。爱森斯坦的“原生质”和花田清辉的“变形”概念，都联系着19世纪以来生物学所形塑的“有机体”想象。花田清辉的“再生”和“变形”概念都与一种海洋软体动物关联，而爱森斯坦的“原生质”概念也来自19世纪生物学，两者均与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相关。这种“自然辩证法”的思路也让爱森斯坦和花田清辉的艺术观区别于法兰克福学派，提供了社会主义理念与20世纪各种前卫艺术相结合的契机，重新激活了其中的生命哲学，并使得“人”与“人性”在有机体与无机物辩证关系中获得新的定义。

　　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编审舒荪乐主持，编审张锦担任评议人。互动环节中，与会者就讲座内容进行学术探讨，现场讨论氛围热烈。

　　（郭一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