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广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全球与区域国别学院一级教授）

　　新编《列国志》与《国际组织志》首批成果内容厚重、体系严谨。相较于此前的1.0版，无论是内容深度还是体系构建，新编丛书都实现了明显提升。我非常期待后续几批成果能够继续高质量推出。下面结合自己的研究经历，从方法论角度谈几点关于区域国别学的认识。

　　从方法论上看，区域国别学本质上是一门关于“彼学”的学问。

　　国际格局中的国家形态和组织形态始终处于变化之中。新编丛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它不仅是对已有知识的系统整理，更是推动区域国别研究继续向前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工程。

　　研究区域国别，必须处理好“己”与“彼”的关系，这一点非常重要。

　　所谓“彼学”，本质上更多涉及认知世界的方法论和认识论问题。中国观察世界，世界对于中国而言就是“他者”。研究“他者”的学问，就是“彼学”。

　　但认识世界，必须与认识自身结合起来。“彼学”与“己学”本来就是相互对应、彼此关联的。只有真正做到知己知彼，中国才能在当今世界立于不败之地。

　　进入新时代，这种方法论显得更加重要。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这个变局将向什么方向演进，我们必须做到心中有数。只有统筹把握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才能真正做到知己知彼。

　　中国是负责任大国，一直努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受中华文化影响，我们往往习惯于从善良愿望出发，希望与世界各国和平相处，也容易本能地把其他国家理解为“君子之国”。但现实国际社会并不完全如此，有些国家并不能简单用“君子之国”去理解。

　　因此，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必须具备复合型思维。要坚持中国自身的思维框架。要真正了解外国人是如何思考问题的。还要敏锐把握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大趋势、人类发展进步的主旋律。

　　每个国家都有自身独特的秉性，不能简单用中国的思维逻辑去推演其他国家。

　　中华文化强调中庸之道，但其他国家往往有自己完全不同的文化特征。我大半生都在研究俄罗斯，不敢说研究得多么深入，但多少还是有一些体会。俄罗斯文明以及俄罗斯民族特性，与中国确实有很大差异。

　　俄罗斯的思维模式里，并不存在我们所强调的“中道”逻辑。它的话语表达经常呈现一种“非此即彼”的方式：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两者之间必须选其一。

　　如果不了解俄罗斯深层的民族特性和思维逻辑，而只是用中国的中庸思维去理解俄罗斯的行为与决策，很可能会形成不准确甚至错误的判断。

　　研究“彼学”，必须与“己学”紧密结合。

　　研究国际问题，首先必须了解中国。不了解中国，也就很难真正看懂世界，因为缺少了最基本的立足点。

　　反过来，研究中国也必须放眼世界，具备全球视野。今天国际事务越来越具有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特点。

　　因此，必须同时把握“己学”与“彼学”两个维度，把二者真正结合起来。只有这样，区域国别学才能形成持续发展的动力，也才能始终保持正确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