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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伏瞻:新中国70年经济与经济学发展
2019-11-0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 作者:谢伏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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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勇于探索、不断实践,成功探寻出符合中国国情、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70年来,我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全面小康社会即将建成,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创造了“当惊世界殊”的发展成就。伟大的实践产生伟大的理论。70年来,我国的经济学研究始终立足当代中国实践,在总结历史经验、回应时代主题、探索未来发展中不断创新发展,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内外环境复杂而深刻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科学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先后作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科学判断,提出新发展理念,作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把握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主线、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等重大战略决策,引领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并在历史性变革中,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书写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篇章,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一、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的辉煌成就

  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综合国力极大提高。按不变价计算,1952—201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679亿元增长到90万亿元,年均增长8.1%。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总值的比重从1960年的4.37%上升至2018年的近16%,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自2006年以来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稳居第一位。2018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接近1万美元,比1952年增长约77倍,由低收入国家成功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财政实力极大增强,全国财政收入从1950年的62亿元大幅跃升至2018年的18万亿元,1951—2018年的年均增长率约为12.5%,为促进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提供了资金保障。

  现代经济体系基本建立,创新驱动发展成果丰硕。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农业吸纳就业人口占比高达83.54%,主要工业产品基本依靠进口。我国三次产业比例从1952年的50.5∶20.8∶28.7,变为2018年的7.2∶40.7∶52.2,实现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跃升,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制造业增加值稳居世界第一位。2018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达到1.97万亿元,规模跃居世界第二位;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到58.5%。国家创新能力在2019年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上升至第14位,是唯一进入前20名的中等收入经济体。我国科技实力显著提升,一些领域从跟跑向领跑转变,彻底改变了科技水平全面落后的局面。“两弹一星”、载人航天、超级杂交水稻、高性能计算机、人工合成牛胰岛素、青蒿素、深海探测、量子通信、大飞机等重大科技成果,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航空航天、人工智能、第五代移动通讯网络、移动支付、新能源汽车、金融科技等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了新动能。

  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区域协调发展成效显著。我国城镇化率从1949年的10.6%提高到2018年的59.58%,年均提高0.71个百分点。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农村富余劳动力大规模向城镇转移,我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21世纪以来,西部大开发、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地区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相继实施,有效改善了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要战略的推动下,形成了区域经济发展良性互动的局面。1952—2018年,我国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最高地区和最低地区之间的相对差值从2.6倍缩小为1.8倍。

  基础设施实现跨越发展,支撑保障能力明显增强。我国已经建成发达的现代综合交通体系。2018年,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3.2万公里,比1949年增长5倍,其中高铁里程达到3万公里,占世界高铁总里程2/3以上;公路里程达到485万公里,比1949年增长59倍,其中高速公路里程达到14.3万公里,居世界第一位;内河航道里程达到12.7万公里,比1949年增长72.7%;民航定期航班航线里程达到838万公里,比1950年增长734倍。2018年,我国能源生产达到37.7亿吨标准煤,比1949年增长158倍;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9亿千瓦时,比1949年增长1026倍,连续八年保持世界第一位。2018年,我国邮政营业网点达到27.5万处,邮路总长度达到985万公里,分别是1949年的10.4倍和14倍。2018年,我国移动宽带用户达到13.1亿户,基本建成全球最大的移动宽带网,信息化水平全面提升。

  人民生活发生翻天覆地变化,阔步迈向全面小康。1949—2018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49.7元增加到28228元,实际年平均增长6.1%。2018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8.4%,比1978年下降35.5个百分点,居民消费水平显著提升,消费结构从温饱型、小康型向富裕型、享受型转变。2018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39平方米,比1956年增长5.8倍;农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47.3平方米,比1978年增长4.8倍。2018年,我国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分别达到3176个、44464个、4918个,分别为1949年的57.7倍、49.6倍、234.2倍。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文盲率高达80%,适龄儿童小学入学率不足20%;2018年,粗文盲率下降到4.9%,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达到13%,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9.26年。1953年我国仅有17.24%的职工享受劳动保险,1958年仅有0.94%的农村人口享受“五保”待遇。当前,我国已经初步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人口最多,包括养老、医疗、低保、住房、教育等民生领域的社会保障体系。2018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超过9亿人,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超过13亿人,基本实现全民医保。居民预期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初的35岁上升到2018年的77岁,婴儿死亡率由200‰下降到6.1‰。脱贫成就亘古未有,农村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97.5%下降到2018年的1.7%。按照世界银行标准,1981—2015年我国贫困人口规模从8.8亿人减少到960万人,成为首个实现联合国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对全世界减贫的直接贡献达到76.2%。

  从相对封闭走向全方位开放,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1950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11.3亿美元;2018年,我国货物和服务进出口总额分别为4.6万亿美元和7919亿美元,占世界的11.8%和7%,稳居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地位。我国已经成为33个国家的最大出口目的地、65个国家的最大进口来源国。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微乎其微;2018年,我国吸引非金融类外商直接投资达1349.66亿美元,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205亿美元,均居世界第二位;1978—2018年,我国累计吸引非金融类外商直接投资达20343亿美元。1952年,我国外汇储备仅为1.08亿美元;2018年,我国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美元,连续13年保持世界第一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推进共建“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不断扩容,人民币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贡献中国智慧,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

  二、坚持和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的根本保证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党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经济工作是中心工作,党的领导当然要在中心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数届党的三中全会对国家经济发展作出重要部署。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些重大决策坚持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党的五中全会就国民经济规划提出建议。1994年以来,党中央在每年年底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本年度的经济工作进行总结,并对下一年的经济工作作出部署。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经常性地审议关系经济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及时作出重大部署,并直接领导中央财经委员会,研究确定经济社会发展重要方针政策。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的辉煌成就无可辩驳地证明,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大优势,是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中央就实行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方针,采取财政、商业、货币等一系列经济政策,有效稳定了经济局面,领导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在一片废墟上迅速而全面地恢复了国民经济。在农村,党中央领导开展了土地改革,大规模兴修水利,推广农业技术,有效促进了农业生产。城乡经济稳定以后,党中央不失时机地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不断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建设道路,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快速建立起独立的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并取得了“两弹一星”等重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经验借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深刻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历史性决策。党中央以非凡的战略思维,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基本路线,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党中央领导下,我国推动以经济体制为重点的全面改革,推进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分税制、金融体制、外贸综合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建立健全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技术市场等各类市场,充分发挥价格、利率、税率、汇率等各种经济调控工具的作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建立并完善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在党中央领导下,我国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实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从创办4个经济特区到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从沿边沿江开放、建立浦东新区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充分发挥我国比较优势,有效利用全球资源,不断提高开放的领域、水平、层次,使我国实现了从相对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全面转变。在党中央领导下,我国成功应对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等重大外部冲击,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在全球率先实现经济企稳回升,对世界金融稳定和经济复苏作出了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内外形势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党中央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全面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水平,推动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保证。

  第一,坚持和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保证了我国经济发展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观大势、谋大局,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我国经济态势怎么看和经济工作怎么干等重大问题,提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新常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和持续健康发展等一系列原创性理论,在实践中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系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体系与研究内容,科学有力地指导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

  第二,坚持和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促进了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形成和实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我们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在“稳”的方面,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强调要保持对经济运行中各类矛盾和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守住底线,及时化解矛盾风险。在“进”的方面,党中央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坚决破除各方面的体制机制弊端,极大地凝聚起共同推进改革的强大合力,基本确立了改革的主体框架,对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全面深化改革展现了新作为、实现了新突破。

  第三,坚持和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引领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中央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动摇,强调要顺应并引领经济全球化,打开大门搞建设、办事业。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以放宽市场准入及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作为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的重要手段,体现出我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坚定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决心。正是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我国不断提高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和“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积极贡献。

  三、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是党领导的伟大事业成功的重要法宝。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为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中央就注重发挥各种经济成分在经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社会主义只能是单一公有制。但是,党中央在谋划施政准则和构思建设蓝图时,没有简单地从本本出发,而是注重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同志从我国实际出发,明确提出“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不赞成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不赞成保护私有财产,其实是不对的”,“在现阶段上,中国的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的”。在我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新中国经历了长期探索。1949年9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曾用六条篇幅专门阐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所有制结构总体格局,对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的定位作出了明确论述。在过渡时期,我国存在着多种经济成分,允许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从“一五”计划开始,我国为了实现赶超,确立了优先发展社会主义大工业的战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加之受苏联模式和苏联政治经济学的影响,逐渐把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国民经济改变成为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形成以“国有制+计划经济”为基本特征的经济体制。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历史条件下,这一体制对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由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水平不适应,“统得过死”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结构扭曲,反而制约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科学总结所有制探索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我国在深化国有经济改革、创新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同时,不断放开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限制,既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又不断激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新活力。党的十二大、十三大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同时,为非公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从根本上突破了单一公有制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础,为非公有制经济的繁荣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将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从“有益补充”上升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股份制也可以成为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这就把多种所有制和社会主义性质融合在一起,把非公有制经济纳入了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大大拓展了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是对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重要发展。党的十六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作出重大发展,提出“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将二者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两个毫不动摇”的提出,超越了把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对立起来的认识,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理论基础。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推进公平准入、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为促进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平等发展提供了更好的制度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强产权保护、扩大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与平等发展等关键问题,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党的十八大提出,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形成了完整的“两平一同”原则。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